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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侃说:云冈学何为?云冈的研究与云冈学的建设
创建时间:2021.02.22

2020年11月27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老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A座101教室,为我们带来了题为《云冈学何为?——云冈的研究与云冈学的建设》的精彩讲座。

本次讲座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云冈石窟基本情况介绍,第二部分是云冈的研究情况,第三部分是对云冈学建设的思考。

主讲人杭侃老师

一、云冈石窟基本情况介绍

讲座伊始,杭侃老师从空间位置及时代背景等方面对云冈石窟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州山南麓,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造像以自然谷沟为界分为东、中、西三区。云冈石窟规模宏大,雕刻艺术精湛,于2001年12月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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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与大同城位置关系图(图片采自可视化星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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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日本人拍摄云冈全景及测绘平面图(16-20昙曜五窟)

之后杭老师对北魏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北魏是公元386年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王朝,386年拓跋珪建都平城,改国号为大魏;439年,北魏统一北方;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其中太武帝拓跋焘(208-452)统一北方的同时还进行了灭佛运动,景穆帝拓跋晃进行劝阻,并缓宣诏书保护僧人逃离,其中便包括开凿云冈石窟的昙曜。至文成帝拓跋濬(440-465)时期,又进行了复法、开窟活动。献文帝拓跋弘(454-476)年幼称帝,与冯太后展开斗争,但以失败告终;孝文帝拓跋元宏(467-499)有一个时期与冯太后并称二圣。有一些学者认为在这一时期成组双窟的出现、释迦多宝双佛并坐题材的暴增这两个现象便与二圣有关。

谈到云冈石窟这一全新的石窟模式为什么会突然出现,杭老师推荐了宿白先生的《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从建都平城之年起,凡是从被北魏灭亡的各个政权区域内强制迁徙,或是从南北战场俘获的人口、财物,主要都集中到平城及其附近。平城既具备充足的人力、物力和包括工巧在内的各种人才;又具有雄厚的佛事基础,包括建寺造像的丰富经验;还和早已流行佛教的西域诸国往还密切,包括佛像画迹的传来。有了这些条件,北魏皇室以其新兴民族的魄力,融合东西各方面的技艺,创造出新的石窟模式,应是理所当然的事。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为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叶)进行排年分期研究提供了标准尺度。

同时杭老师指出,在进行相关研究时要有问题意识。石璋如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初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托至敦煌石窟进行考察,以此次调查为基础整理的《莫高窟形》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工作报告之三在台湾公开出版。石璋如先生在调查研究中便非常具有问题意识,对敦煌石窟开采量及石材去向进行了关注。书中对于具体洞窟的记述特辟窟级和窟积两项,窟级为使读者一看即可了解本窟的大小,以该窟全窟的面积为标准,并算出平方公尺×0.3025,作成坪数,每五坪作为一级,三级作为一等,从而将敦煌洞窟分为特、甲、乙、丙、丁五个等级。石璋如先生还系统考虑了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工程问题,对窟积进行了计算。其中一个大的结论是诸窟之容积共66119.83立方公尺,这个数字为出乎意料之外的少,盖由于小窟太多之故……从以上数字显示,丁等窟占大多数,也就不怪了。这个66119.83立方公尺的数字说明莫高窟的上寺、中寺、下寺所占向东凸出的一大块较高之台地,就是由窟中所挖出的土方堆积而成。对比云冈石窟的开采量,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宿白先生所说的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了,这是中国工匠第一次大规模在石头上进行高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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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璋如先生所编《莫高窟形》及调查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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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二、云冈石窟的研究

目前关于云冈石窟的分期,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分为三期,其中第一期洞窟即所谓的昙曜五窟(460-465或460-470);第二期洞窟一般认为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开凿(471-493);第三期洞窟开凿于迁都洛阳到北魏正光年间(494-525)。昙曜五窟现编号第16—20窟,是由昙曜主持开凿的第一期窟洞,是为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雕刻的五尊大像。《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现在),主佛形体高大,占窟内主要位置。这一时期的造像身着袒右式、通肩式袈裟,具有西方佛像服饰外观。云冈二期洞窟是像第7、8窟或9、10窟那样模仿木构建筑的塔庙窟和佛殿窟。这一时期完成了石窟中国化的进程,佛殿、帐幔、服饰等都符合汉族的审美特点。第三期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小规模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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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云冈第20窟坐佛右: 云冈第6窟中心柱正壁上层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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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的进程:云冈第6窟释迦多宝对坐说法(左)、云冈第6窟维摩与文殊(右)

近代重新发现云冈石窟,始于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1902年对云冈的考察,向海内外学者介绍了云冈石窟,遂引起世人瞩目,此后陆续有一些发现与研究。云冈石窟考古工作之前,日本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于1936年春首先对响堂山石窟和龙门石窟进行了为期各约一周的调查,此项工作为云冈大规模的考察作了准备。1938年,水野清一、羽馆易和徐立信等组成五人团队,对部分洞窟进行了一些考察、发掘工作。此后调查工作逐年进行,1938~1944年共调查七次。随着1945年日本的战败,石窟调查也告终止。1951-1956年《云冈石窟》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陆续刊行,凡16卷32巨册,全文英译。1975年,该所又出版单行本《〈云冈石窟〉续补第十八窟实测图》,2006年又对报告中未收录的当时调查所得的瓦、陶器、瓷器等出土遗物进行了补充,出版《云冈石窟——遗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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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32本报告书
徐苹芳先生将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大体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与50年代以后。这两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以现代科学的考古学方法,对石窟寺遗迹进行调查记录和学术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前,不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石窟寺的,一般只是拍照、测绘现状和临摹壁画。而石窟寺这类历史遗迹,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考古学是研究和揭示这些历史遗迹变化的学科。因此,石窟寺是否应该纳入考古学的范畴,即是否要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石窟寺研究,就成为现代石窟寺研究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志。宿白先生对考古学在石窟寺中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这个体系主要包括四个研究程序:①考古学的清理和记录;②洞窟、造像、壁画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的研究;③分区分期的研究;④关于社会历史、佛教史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杭老师还以宿白先生与长广敏雄之间关于《析津志》中所载《金碑》及其碑文的真实性的学术论证为例,强调了考古研究中文献的重要性以及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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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带领学生调查云冈石窟

前辈学者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成就,杭侃老师认为我们应该考虑从新角度来研究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开凿在砂岩上,保存下来的题记很少。但云冈石窟的三期洞窟中均存在着大量的补凿龛像、打破关系和未完成的窟龛,这些遗迹现象对于深入研究题记留存很少的云冈石窟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因此,他希望学界对云冈石窟的打破与补凿遗迹、未完成的龛像进行调查和记录(包括文字描述、摄影、部分实测等),并整理、编辑调查报告。他尝试对云冈石窟各洞窟的年代、洞窟原来的布局设计,和洞窟中后期的开凿工程进行考察,从而从一个以前没有加以系统注意的角度,推动云冈石窟的进一步研究。比如关于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的讨论,杭老师认为,从遗迹现象的打破关系来看,昙曜五窟当初是计划把第19窟作为主窟,按照昭穆制在左右各开两个洞窟。不过,工程进行途中第20窟发生了崩塌,因此将本来应该修建在第20窟西侧的第16窟的位置移到了东侧,也就是说16窟原来计划开凿在21窟位置。中央第19窟是太祖道武帝,按昭穆顺序,左侧第18窟为第二代明元帝,其次右侧第20窟为第三代太武帝,下面本来作为左端的第17窟是太武帝之子景穆帝,最后本来作为右端的第16窟是景穆帝之子文成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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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20窟西壁打破关系图(背光火焰纹为第一期纹样)右:云冈18窟西侧明窗

此外石窟内还有一些未完工现象,部分洞窟的装饰以及造像的轮廓、服饰部分已经完成,但面部尚未雕刻,可能是最后才进行面部开光这一步骤。所以一个大型石窟工程的开窟时间和完工时间可能会间隔很久,甚至涉及到停工。为了研究石窟中一些现象形成的原因,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还于巩义进行了佛教实验考古,对巩义石窟的一个北魏龛像进行了开凿复原。通过本次实验,可以引发一些问题的思考,比如开凿工程量以及石料去向等问题。细化至具体问题,我们还可以思考第5、6窟是否是一组双窟。第二期石窟中,一般认为7、8窟最早(471~),9、10窟次之(484~489年),5、6窟已经快到迁洛时期(486~494年)。5窟主尊是云冈石窟里面最大的,肯定是皇家所开,第5窟和昙曜五窟的形制接近,同样是马蹄形窟,主尊占据了窟内的大部分面积,题材上以三世佛为主,背光火焰纹依旧属于第一期的样式。第5、6窟开凿的时间可能有间隔,第5窟的右壁和第6窟的左壁最薄的地方只有2厘米,现在有个地方都已经通透了,这种情况只有第5、6窟有,可能是开凿有先后,出现设计上的不周造成的。推测第5窟开凿的时间应该紧接昙曜五窟,装饰纹样等辅助性装饰是献文帝时期完成的,后因某种原因中断了工程,孝文帝亲政后完成了大像部分,所以这个石窟表现的不是一个时期的风格。另外岩体规划、云冈的洞窟排年、北魏时期云冈的面貌等很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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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内未完工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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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实验考古规划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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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模拟实验后期进行开脸右:最终完工情况

同时杭老师简单介绍了对昙曜五窟开凿工程的重新思考,包括选址、斩山、设计、施工以及昙曜在具体设计的时候可能遇到的问题。首先在选址时利用河流阶地以减少工程量,并且选在最宽处,以使窟前面积最大化。另外,这条河流旁还有一条通往和林格尔的路,在交通方面也很便利。《魏书•释老志》中记载“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可见当时工匠对大型石质工程的石质还不够了解,斩山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可能有多次改造,这种现象在云冈中也常常见到,比如中区一线大窟与相邻的13-13窟以及16窟附近等,这些在考虑洞窟排年的时候都需要思考。昙曜在设计时,选用的题材为三世佛,以宣传佛法。使用的窟形为大像窟,模拟皇帝。此处有一逻辑问题,即来自凉州的僧人昙曜为什么没有采用凉州和敦煌早期流行的中心塔柱窟呢?杭老师认为文化的传播不一定是线性的,中间还可能会有“插播”的现象,有待专文探讨。至于窟型是仿草庐还是毡帐,杭老师更倾向于是毡帐,是一种创新,突出帝王的地位。另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石窟开凿的很多,但是窟前并没有多少位置,那么平城时期的僧人居住的寺院在哪里?考古工作发现云冈石窟东西两侧以及顶部都有北魏时期的寺院分布,也有辽金时期,所以说那个时期的僧人是住在山顶的,呈现《水经注》所记“山堂水殿,烟寺相望”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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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堡东西两侧寺院遗迹

三、云冈学建设的思考
谈到云冈学的建设,杭老师认为应该从云冈在历史中的地位出发,建设的内容可以借鉴敦煌学的内容,但云冈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各有其侧重点。具体而言:

1、敦煌学研究的内容是区域性的,云冈学的研究内容是全域性的。敦煌位于边关,而云冈是位于都城的。

2、敦煌学研究的内容侧重微观,云冈学的研究内容在做微观研究的同时,需要对北中国地区的早期石窟和宗教遗存做宏观的研究。

3、云冈学和敦煌学都研究石窟,云冈石窟尤其是其迁都洛阳前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洞窟,是皇家意志的艺术化表现,出资开凿者为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敦煌石窟多中小型洞窟,其出资开凿多为地方官员和僧侣。

4、敦煌学研究的特色内容是其出土的文书,云冈学的研究内容除了正史,还有平城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及在云冈模式影响下在北中国地区出现佛教遗迹和碑刻题记。

新材料会带出新问题。云冈学的建设,在城市与聚落、民族融合、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都会不断提供新的材料。而云冈学的建设需要依靠山西省内尤其是大同本地的考古和文物资源,对平城时代的遗迹和遗物都要有充分的关注。

进而,杭老师强调了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考察山西云冈时讲话的重要性,“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时,杭老师将云冈学建设的核心内容总结为三个层级,分别是云冈石窟的研究和保护、北魏平城时代考古资料的研究和保护、云冈模式的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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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老师团队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

讲座尾声,杭老师表达了对云冈学建设的愿景。首先是基础资料的呈现。基础资料的呈现面临许多困难。手工测绘效率低,但是我们也无法依赖先进的测绘手段,因为测绘的问题实质上是对对象加以认识的问题,人认识不到的问题,测绘机器不会帮助人去辨识。因此,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现在全国从事石窟寺考古的专业人才很少,需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总之,中国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任重而道远。另一个愿景是多学科交叉研究,包括考古学(中古时期考古、佛教考古)、历史学(民族融合、古代社会治理、历史地理)、哲学(宗教学、美学)、物理(岩体力学)、化学(文物保护)、地质、中文(民俗与方言)、美术(雕塑、从人文角度的美术史研究)、音乐(音乐史)、生物与医学(古DNA、同位素等)、旅游(文化遗产活化、文化创意产业)、计算机(大数据)等。进行云冈学研究要有大的知识体系,多参考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不能故步自封。

最后,杭老师表达了对云冈学未来建设的信心,并以宿白先生的话与大家共勉——“致学存乎心,补拙莫如勤”!

本文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微信公众号
撰稿:李含笑
摄影:李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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