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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学何为?——杭侃论云冈的研究与云冈学的建设(上)
创建时间:202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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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7日,山西大学副校长、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作了题为《云冈学何为?——云冈的研究与云冈学的建设》的讲座。本次讲座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云冈石窟基本情况介绍,第二部分是云冈的研究情况,第三部分是对云冈学建设的思考。

一、云冈石窟基本情况介绍

讲座伊始,杭侃从空间位置及时代背景等方面对云冈石窟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州山南麓,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造像以自然谷沟为界分为东、中、西三区。云冈石窟规模宏大,雕刻艺术精湛,于2001年12月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杭侃对北魏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北魏是公元386年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王朝,386年拓跋珪建都平城,改国号为大魏;439年,北魏统一北方;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其中太武帝拓跋焘(408-452)统一北方的同时还进行了灭佛运动,景穆帝拓跋晃进行劝阻,并缓宣诏书保护僧人逃离,其中便包括开凿云冈石窟的昙曜。至文成帝拓跋濬(440-465)时期,又进行了复法、开窟活动。献文帝拓跋弘(454-476)年幼称帝,与冯太后展开斗争,但以失败告终;孝文帝拓跋元宏(467-499)有一个时期与冯太后并称二圣。有一些学者认为在这一时期成组双窟的出现、释迦多宝双佛并坐题材的暴增这两个现象便与二圣有关。

谈到云冈石窟这一全新的石窟模式为什么会突然出现,杭侃推荐了宿白先生的《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从建都平城之年起,凡是从被北魏灭亡的各个政权区域内强制迁徙,或是从南北战场俘获的人口、财物,主要都集中到平城及其附近。平城既具备充足的人力、物力和包括工巧在内的各种人才;又具有雄厚的佛事基础,包括建寺造像的丰富经验;还和早已流行佛教的西域诸国往还密切,包括佛像画迹的传来。有了这些条件,北魏皇室以其新兴民族的魄力,融合东西各方面的技艺,创造出新的石窟模式,应是理所当然的事。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为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叶)进行排年分期研究提供了标准尺度。

杭侃指出,在进行相关研究时要有问题意识。石璋如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初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托至敦煌石窟进行考察,以此次调查为基础整理的《莫高窟形》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工作报告之三在台湾公开出版。石璋如先生在调查研究中便非常具有问题意识,对敦煌石窟开采量及石材去向进行了关注。书中对于具体洞窟的记述特辟窟级和窟积两项,窟级为使读者一看即可了解本窟的大小,以该窟全窟的面积为标准,并算出平方公尺×0.3025,作成坪数,每五坪作为一级,三级作为一等,从而将敦煌洞窟分为特、甲、乙、丙、丁五个等级。石璋如先生还系统考虑了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工程问题,对窟积进行了计算。其中一个大的结论是诸窟之容积共66119.83立方公尺,这个数字为出乎意料之外的少,盖由于小窟太多之故……从以上数字显示,丁等窟占大多数,也就不怪了。这个66119.83立方公尺的数字说明莫高窟的上寺、中寺、下寺所占向东凸出的一大块较高之台地,就是由窟中所挖出的土方堆积而成。对比云冈石窟的开采量,也就不难理解宿白先生所说的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了,这是中国工匠第一次大规模在石头上进行高浮雕。

二、云冈石窟的研究

杭侃介绍说,目前关于云冈石窟的分期,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分为三期,其中第一期洞窟即所谓的昙曜五窟(460-465或460-470);第二期洞窟一般认为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开凿(471-493);第三期洞窟开凿于迁都洛阳到北魏正光年间(494-525)。昙曜五窟现编号第16-20窟,是由昙曜主持开凿的第一期窟洞,是为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雕刻的五尊大像。《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现在),主佛形体高大,占窟内主要位置。这一时期的造像身着袒右式、通肩式袈裟,具有西方佛像服饰外观。云冈二期洞窟是像第7、8窟或9、10窟那样模仿木构建筑的塔庙窟和佛殿窟。这一时期完成了石窟中国化的进程,佛殿、帐幔、服饰等都符合汉族的审美特点。第三期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小规模石窟。

近代重新发现云冈石窟,始于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1902年对云冈的考察,向海内外学者介绍了云冈石窟,遂引起世人瞩目,此后陆续有一些发现与研究。云冈石窟考古工作之前,日本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于1936年春首先对响堂山石窟和龙门石窟进行了为期各约一周的调查,此项工作为云冈大规模的考察作了准备。1938年,水野清一、羽馆易和徐立信等组成五人团队,对部分洞窟进行了一些考察、发掘工作。此后调查工作逐年进行,1938-1944年共调查七次。随着1945年日本的战败,石窟调查也告终止。1951-1956年《云冈石窟》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陆续刊行,凡16卷32巨册,全文英译。1975年,该所又出版单行本《〈云冈石窟〉续补第十八窟实测图》,2006年又对报告中未收录的当时调查所得的瓦、陶器、瓷器等出土遗物进行了补充,出版《云冈石窟——遗物篇》。

徐苹芳先生将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大体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与50年代以后。这两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以现代科学的考古学方法,对石窟寺遗迹进行调查记录和学术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前,不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石窟寺的,一般只是拍照、测绘现状和临摹壁画。而石窟寺这类历史遗迹,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考古学是研究和揭示这些历史遗迹变化的学科。因此,石窟寺是否应该纳入考古学的范畴,即是否要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石窟寺研究,就成为现代石窟寺研究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志。宿白先生对考古学在石窟寺中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这个体系主要包括四个研究程序:①考古学的清理和记录;②洞窟、造像、壁画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的研究;③分区分期的研究;④关于社会历史、佛教史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杭老师还以宿白先生与长广敏雄之间关于《析津志》中所载《金碑》及其碑文的真实性的学术论证为例,强调了考古研究中文献的重要性以及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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