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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聚焦云冈研究院“中国与世界”系列特展(二)
创建时间:2021.09.17

第二单元:第3窟的考古发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配合石窟保护,考古工作者在云冈石窟及其周边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得以更加贴近这座伟大的佛教艺术宝库,纵览千百年来古人们在此地开窟造像、保护石窟、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的细节。1993年在第3窟内外(以窟前地面为主)进行的考古发掘即是其中一例。

第3窟是一处中途停工的大型洞窟,它独一无二的平面形态、雏形初具的上层立面、遍地纵横的取石沟槽都为我们考察石窟开凿的流程和技术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次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900余平方米,发现遗迹包括北魏以降开凿石窟遗留下的未完工的岩基地面、唐代整理的窟前地面及修筑的台基、金代修建的殿堂建筑遗迹的夯土柱基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陶片、瓷片、石雕、钱币、建筑构件等遗物。其中,第3窟窟外前庭和窟内前室、后室基岩地面高低不平,到处是沟槽分割成的矩形和圆形凸起的石块,或是取石后留下的矩形和圆形的凹坑。矩形石块从分割石块的一端依次逐块揭取,圆形石块或将环形沟槽某一段凿成缺口再撬起。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第3窟中两种不同的圆形石料开采方式,存在不同时期采石遗迹的可能性。

第三单元:云冈石窟的开凿工程

开窟造像,尤其是大型石窟的营造,既要经历修整崖面、雕凿粗胚、精雕细刻、窟龛彩绘等工序,又涉及施工组织、人员调配等管理问题,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复杂工程。20世纪以来,云冈石窟考古工作的推进,特别是第3窟的清理发掘,为探讨大型洞窟的开凿工程提供了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云冈石窟中保存了多处未完成的小型窟龛,近年来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第3窟的中途停工使得这座规模宏大的石窟未能向后人展现出它最完美的姿态,但这些未完工的遗迹,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学者结合同时期开凿的其他大窟形态特征,对第3窟的原定形制有所推测,认为其原本应是形如1·2、7·8、9·10窟那样的双窟设计,窟内雕出两座中心塔柱。在上层开窟造像的同时即开始进行下层开窟的分层施工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工程效率,体现了当时施工经验的逐渐积累和工程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虽然千余年前凿山取石的铿鸣早已消湮于历史的尘埃,但我们还能根据这些残存于崖面的历史遗迹想象、追索,透过荏苒时光的重重帘幕,一窥北魏时期云冈石窟的开凿工程。

云冈石窟的整体开凿第一期工程:北魏和平元年(460)文成帝下诏,以“沙门统”昙曜为主事者,在武州山体之上开凿出规模宏大、气势雄浑的五座大像窟,即后世所称的“昙曜五窟”(第16-20窟)。昙曜五窟开凿在今天的云冈石窟西区东侧,这里自然断崖较高、斩山工作量较小,是云冈石窟区最利于石窟开凿的地段。

云冈石窟的整体开凿第二期工程: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启了第二期工程,主要位于云冈石窟的中区和东区。这一时期自孝文帝即位起,至迁都洛阳止,由皇家主导,在云冈中区重新整体规划、开辟了以7·8、9·10窟等双窟为代表的大中型石窟。此外,本期石窟汉化趋势发展迅速,雕刻造型追求工丽。不论是人物面相、衣饰形制还是楼阁式塔的雕造,都显示出在北魏统治者强有力的推行汉化政策的影响之下,中原文化对云冈石窟的浸润。

云冈石窟的整体开凿第三期工程: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留守平城的贵族官员、佛教高僧、邑社信众等继续捐资发愿,在皇家窟群周边,以云冈石窟西区和龙王沟西侧的自然断崖为中心开窟造像。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规模虽小,但数量较多。此期窟室式样急剧变化,成为云冈窟室式样最繁杂的阶段,个体造像的造型则更加清秀,出现了典型的“秀骨清像”的艺术特色,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的显著特点。

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室集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大型窟室的开凿者若非皇室成员,也都出自北魏亲贵。随着恢弘壮美的工程日臻完善,能体现石窟开凿每一步技术环节的遗迹现象也逐渐消失。

第3窟作为云冈规模最大的石窟,终北魏一代未能完工,唐、辽、金代屡有修缮,保留了大量的石窟开凿、取石和后世修补及使用的痕迹。1993年对第3窟窟前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为考察云冈石窟在开凿时期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取石途径、石料利用,以及后世沿用期间的寺院景观变迁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深化了学界对云冈石窟“凿山开石、因岩结构”的营造工程的认识,被评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朝代更迭,时空轮转,这座未完成的大窟始终静立武州川畔。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这辉煌残迹中倾听历史的余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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