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自北魏年间开凿之初始，经历了一千五百年的历史沧桑，由于风雨侵蚀，石窟破损严重。许多精美的雕刻已面目全非，甚至茫然无存，佛头佛像被凿被盗的刀迹斧痕至今犹存。

古人曾对云冈石窟进行过多次修整。资料表明，最大规模的修整工程是在辽代。《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辽重熙十八年母后重修”“清宁六年（1060年）又委刘转监修”。辽代的工程主要是在石窟前修建木构窟檐，称为“云冈十寺”，即“一通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同时辽代包泥塑像，整修佛像在许多洞窟中都有体现，例如：第11窟西壁七立佛的北面两尊及中心塔柱北面的二胁侍菩萨，第13窟“修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的辽代题记，第35窟东壁的释迦塑像等均是辽代修整后的遗迹。

清代也对石窟进行过大规模的修整，据《重修云冈大石佛阁碑记》，“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修云冈第五、六窟檐”，又据《重修云冈寺记》，“……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修饰庙宇，庄严法像”，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重修云冈石佛寺碑记》载“……以及金装佛像，移素诸佛，全身重整……”，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修庙宇碑记》载“……废者修之，坠者举之，金装佛像……”。古代历次对云冈石窟的修整，大多是为了“庄严佛身”，消除残缺，使信仰者以慰虔诚。云冈石窟作为文化遗产而被重视和保护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一、保护机构

云冈石窟的保护机构最早成立于1931年，当时的大同县政府成立云冈石佛寺保管委员会，负责云冈石窟的安全管理。1952年，成立“山西云冈古迹保养所”；1959年更名为“山西云冈石窟文物管理所”；1989年再次更名为“山西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2006年确定为现用名“云冈石窟研究院”。

机构的设立与变更，为石窟的保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60年，中央文化局在北京召开了“云冈石窟保护会议”；1961年国务院公布云冈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确定了东西长2.575公里、南北宽1.565公里的重点保护区，这为保护云冈石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4年，中央文化部批准划定云冈石窟保护范围，包括重点保护区、安全保护区与地下安全线（国大同是主要煤产地之一，故针对地下采煤活动而专设）三部分。同时，安装了保护范围界桩。

1990年的“八五”工程期间，在石窟崖顶绝对保护区修建了保护性围墙，这项工作是为实施科学保护措施、安装研究监测设备、保证文物安全以及科学保护管理的需要而进行的一项基础性建设。同时处理了修建保护性围墙占用农村土地的问题，通过大同市土地局报请大同市人民政府批准，办理了面积达510537.27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从而为进一步实施云冈石窟绝对保护区范围内封闭式管理创造了条件。

1995年8月制定《云冈石窟规划》时，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情况，调整和修订了云冈石窟的保护范围及保护措施。调整后的云冈石窟保护范围分为绝对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和地下安全线。1996年，国家文物局批复了《云冈石窟规划》。1997年9月28日，山西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公布《大同市云冈石窟保护管理条例》。这些措施保障了云冈石窟各项工作的进行。

二、加固保护

云冈石窟雕凿在侏罗纪云冈统砂岩透镜体上，该区域裂隙较为发育，再加上开凿石窟削山为壁，破坏了原来山体的整体结构，使洞窟前立壁失去了支撑力，产生了卸荷作用，在原始构造裂隙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剪切崖边裂隙，致使许多洞窟裂隙纵横交错，悬石累累，险象丛生。

针对石窟的险情，从建国初起一直进行着对石窟的加固保护工作，在保护材料和工程技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60年代，云冈石窟主要进行“石窟危岩裂隙灌浆加固”和“残断落石归安粘接”的工作，采用丙烯酸树脂加固危岩，摸索适合文物保护的新材料。70年代初，保护人员应用环氧树脂进行了大量的粘接试验，将研究成果应用在云冈石窟第1窟门拱和第23窟、第32窟裂隙灌浆加固中，同时还对一些残断落石进行了归安粘接。在此基础上，又结合传统的拉锚支护技术对第1.2窟前立壁进行了锚杆固定加固和混凝土浇注支护。经过几年的研究和试验，应用高分子材料粘结和传统锚杆支护技术为石窟保护开辟了一条新路。

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时指示——“云冈石窟三年要修好”。于是云冈石窟展开了大规模的“抢险加固”保护工程。该项工程称为“三年保护工程”。

80年代后，针对石窟的现状，有计划地进行抢险加固。规模较大的是1992年～1997年的“八五”保护维修工程。期间对第14窟、第40窟～45窟，采取牵拉铆固、外包嵌水泥砂浆荒料石、内浇注砼框架支护加固，并用环氧树脂对裂隙进行灌浆粘接的传统方式加固。处理后的洞窟，有效地排除了坍塌险情，解决了石窟稳定性问题，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石窟的原貌。之后，对昙曜五窟及西部第30窟～45窟的前立壁、第9、10窟崖壁进行环氧树脂灌浆和小锚杆的加固，有效加固了石窟崖壁裂隙和悬石。

另外，在加固岩体的同时，也逐步加固了洞窟的壁画和泥塑。采用泥为修复材料，并且由民间艺人进行传统修复，充分保持了文物的原状。

三、防风化

岩石的风化是伴随石窟的存在而发展的，防风化工作由来已久。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云冈石窟的保护人员就开始了石窟防风化的研究工作。先后采用钻探、物探等方法对石窟的地质构造、裂隙发育情况进行了勘测；并且采用B散射探测石窟风化层和岩石含水量；应用差热、X射线、红外光谱、偏光显微镜、化学分析等手段对岩石的物理力学性质和化学组成及结构进行了测试分析；同时对石窟的环境条件进行了观测。

进入80年代，由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从1988年起对石窟的污染情况开始监测。多年的资料表明：造成云冈石窟风化的主要原因是水与盐的作用，同时，较大的温湿变化和煤尘催化加速了石窟风化。1990年由国家文物局主持召开的《云冈石窟石雕风化治理规划》专家认证会，从此揭开了治理石雕风化的序幕。

90年代，即1992年～1997年的“八五”工程期间，针对石雕风化进行了以下治理工程：（1）降低窟前地面。窟前原存的砖砌路面和积土地面系70年代临时所需设置，窟外地面道路的标高明显超出窟内的地面，使大部分洞窟在雨季时发生雨水倒灌现象，直接对洞窟底层两米以内的雕刻造成水蚀作用。所以，降低窟前地面、疏导排水、防止雨水倒灌及毛细水上升是保护石雕的一项重要措施。这项工程的实施，根治了因水蚀而造成的洞窟底部雕刻的风化。（2）修建第7、8窟木结构窟檐工程。修建木结构窟檐既可以隔离粉尘污染，阻止酸雨的直接侵蚀；又可避免洞窟内温湿度的急剧变化，是治理洞窟石雕风化的有效方法之一。云冈石窟第7、8窟为一组双窟，原来第8窟的木构窟檐形式结构与第7窟相同，根据第8窟崖壁上方残存的梁孔和椽眼排列规律，按照第7窟的木构窟檐形式可以有依据地恢复第8窟的窟檐。从第7窟残存的木构窟檐来看系清代建筑，这组窟檐的复原门窗装修参照第5、6窟顺治八年的建筑式样，梁架部分根据实际情况略作调整，内部增加立柱，心减轻窟檐对崖壁的压力。

建国初期，科研人员已经认识到气象和环境监测的重要性，并于1962年开始对第2窟泉水温度和气温进行监测。1987年建立了气象监测站，开展常年性的温度、温度、气压、蒸发、降水、日照时数、地温、风向风速的观测，其中温湿度的监测扩展到其他窟。从1988年开始，对云冈石窟区大气进行采样分析，内容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TSP等项目。从2004年开始，租用大同市环保局设备自行监测，并将其结果纳入大同市环保局监测范围内。这些监测工作为今后的防风化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基础资料。

四、环境整治

由于云冈石窟位于大同煤田之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距离石窟仅仅350米的109国道云冈段交通运输量与日剧增，大吨位煤车超载现象比比皆是，仅运煤车平均每天即达1.6万余辆。由此引以的粉尘和废气的污染十分严重，给云冈石窟石雕的保存带来严重的威胁。为了避免粉尘污染对石窟的影响，1998年国家投入1.2亿元巨资对109国道进行了改线，并将原来的公路开辟为旅游专线。

109国道云冈段改线方案实施后，大大改善了环境污染对云冈石窟风化的影响，此段运煤公路已远离石窟安全保护区，保护了石窟。

此外，云冈石窟重点保护范围内大量居民和工厂、企事业单位形成的建筑物、构筑物对石窟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破坏了石窟的历史风貌。同时由于单位和居民的存在还造成大量环境污染，据环境部门检测分析，石窟区大气污染物的来源主要是此区域的工厂和居民燃煤。

为了保护石窟环境，第一期云冈石窟投入2500多万元资金整治周边环境，拆除石窟前广场部分建筑物，空地进行绿化、美化，共完成拆迁面积5.8万平方米，窟前环境得到较大的改善。2008年实施了第二期云冈石窟周边环境综合治理，总共投资17亿元，单单治理核心区域达224万平方米，治理后形成的云冈石窟大景区，不仅在规模上突出了皇家园林和佛教胜地的恢宏气势，在规划布局上也有了全面的改进。建成后的景区由地堡式游客服务中心，昙曜广场，礼佛大道，帝后礼佛图，山堂水殿建筑群，陈列馆，主石窟群，皮影戏中心，商业食货街组成串联式游览路线，形成新的云冈石窟大型景区。

五、防水工程

造成石窟风化的最直接原因是水，包括地下毛细水、空气凝结水、雨水和石窟后壁山体渗水。而山体渗水和雨水直接冲刷是两种最为严重的破坏形式。因此，对石窟实施防水工程已成为云冈石窟能否得以长期保存的关键。

2002年2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召开了“大同云冈石窟防渗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了云冈石窟防水保护工程项目：前期针对云冈石窟顶部地质状况进行了水文地质测绘、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钻探，地球物理勘探及模拟试验，做了详细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细论述了洞窟渗水机制，即：云冈石窟洞窟渗水的重点区域为一面积约0.4平方公里范围，大气降水形成的暂时性地表径流及大气降水的入渗补给是该区域的唯一水源。由于窟顶地形北高南低，上层滞水存在时间长，降水渗至石窟基岩后，沿复杂裂隙网络最终渗入石窟。而在雨水沿砂岩裂隙下渗过程中，无规则出现的泥岩夹层或透镜体会改变其渗流方向，使原本向下渗流的水改为沿泥岩层面（基本向南）水平渗流，并可能在石窟内出露。另外，在石窟渗水的观察中，发现石窟北壁有沿泥岩层面渗水的现象，是由于石窟北壁处于石窟开挖应力释放区与崖壁应力释放区的叠加区内，加之1500多年自然风化营力的作用，使该区域岩体裂隙发育，裂隙的张开度大，透水性与横向连通性均较好，可将部分上部基岩裂隙带水导入石窟，即存在对石窟渗水一定的侧向补给作用。

2007年4月，为了解决西部窟群渗水严重的问题，进行了西部窟群防水试验工程，成功地阻挡了90%以上的渗水。通过本次工程，不仅解决了云冈石窟西部洞窟长期渗水风化石雕的难题，也初步探明了西部洞窟渗水的渠道，为今后的防水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另一种严重损害石雕的形式是雨水的直接冲刷，而防止这种影响最有效的方法是修建保护性窟檐。

经过多年的监测表明，窟檐既能够使文物免受太阳直接照射，又可以使洞窟内的温度保持相对稳定，而且可以减少水与岩石的直接接触，大大减缓石雕的风化速度（建有窟檐的洞窟雕像保存状况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如第5窟）。目前，云冈石窟五华洞的窟檐工程项目正在实施阶段。

六、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为文物保护的实践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对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十分重视。上世纪60年代，北京古代建筑修整所会同北京地质学院有关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云冈石窟进行大规模地质调查，提出若干个解决问题的方案。选择崩塌风化状况比较严重的第1、2窟作为试点，撰写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修缮工程第一、二窟实验性修缮方案说明书》；在岩石加固的化学处理方法上，针对石窟残破的情况，提出《云冈石窟岩石加固的化学处理方法》，应采取土木建筑工程和化学方法处理并举的措施，这在石窟的稳定性方面效果良好。

在此期间，国内各研究机构有关云冈石窟的保护研究工作也取得进展，北京地质学院王大纯撰写《云冈石窟工程地质问题》，确定崩塌和风化是云冈石窟存在的主要问题，而水是石雕风化的主要原因；李建宁撰写了《探索云冈石窟风化崩塌的因素》，论述了云冈石窟石雕风化剥蚀的四种类型；林茂炳、赵不忆撰写的《大同云冈石窟岩石风化调查报告》将云冈石窟风化类型进行详细划分。此外，北京地质学院山西云冈石窟物探科研队应用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对云冈石窟岩体裂隙发育和砂岩风化情况进行了调查，撰写了《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在云冈石窟的应用》一文，这是应用地球物理的方法在文物保护研究中的首次应用。

90年代，是云冈石窟研究院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成果最丰富的时期，特别是对于石窟的风化研究，发表了众多的论文，代表性的有：黄克忠1984年发表《云冈石窟砂岩石雕风化的问题》，从地质学角度论述了云冈石窟石雕风化的情况及风化类型的形成原因，提出了治理设想；1988年，解廷凡、苑静虎发表《环境污染对云冈石窟的影响》，探讨了环境污染对石雕风化的影响和机理；1989年，苑静虎发表《云冈石窟风化因素之探讨》，论述了云冈石窟石雕风化机理及影响因素；1989年，黄克忠、钟世航发表《云冈石窟风化微测探试验》，探明了云冈石窟的石雕风化深度；1989年，曲永新、黄克忠在全国第三次工程地质大会上发表《大同云冈石窟石雕表面和表层的粉状物及其在石雕风化中的作用研究》，研究了石雕表层风化的机理；1990年，黄克忠发表《治理云冈石窟石雕风化的对策》，对全面治理云冈石窟石雕的风化提出对策；山西省地质矿产局第三综合勘察公司的《大同市云冈石窟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提出了云冈石窟顶部防渗的建议措施；苑静虎、黄继忠撰写《环境条件变化对云冈石窟的影响》，探讨了气候条件的变化对石窟的影响；1992年，黄克忠、解廷凡的《云冈石窟石雕的风化与保护》，论述了云冈石窟石雕的风化原因及程度，并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

在科学研究方面，云冈石窟研究院一直与国内外同行业兄弟单位之间进行良好的互助与联系。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与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于1989年～1994年期间进行中美合作保护云冈石窟项目，主要进行了顶部防渗排水研究、环境气象监测、彩绘颜料分析、窟檐设计，还对保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1998年召开的“中德专家合作保护云冈石窟98科技研讨会”，探讨了云冈石窟石雕的风化原因及有机硅类岩石保护剂在云冈石窟的应用试验等问题。

本世纪初，云冈石窟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学术研究达到较高水平，完成了许多具有较高科技水准的课题。由黄继忠主持完成的国家文物局科研课题《工业粉尘对云冈石窟的影响》，因在领域有重大突破而获得“2005年度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创新奖”；由苑静虎完成的国家级科研课题《云冈石窟泥塑加固方法研究》，为云冈石窟泥塑壁画的修复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

2005年7月召开的“云冈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石窟保护方面，围绕保护理念、保护环境、病害调查、检测分析、病害机理、保护材料、保护实例以及遗产保存与利用及合作等多个学科和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讨。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保护形势依然非常严峻，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新的问题不断产生。比如，针对已经风化的石雕，选择可以加固疏松岩质的保护材料；对于已经残损的石雕进行艺术性修复；为防止雨水冲刷风化前立壁，修建与景区环境相协调而又能有效保护石窟的窟檐建筑；另一个严重影响石雕保存的因素——凝结水的治理；作为长远科研基础条件的数字化自动监测系统的建立、计算机技术在石质文物保护方面的应用研究等。面对诸多复杂而迫切的问题，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人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石窟的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