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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眺云冈 遥瞰世界 | “中国与世界”展览特辑(一)
创建时间:2021.10.01


2020年5月1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石窟视察并作出重要指示。

这是云冈历史上值得铭记的珍贵时刻。

 时值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冈石窟一周年,

云冈研究院策划推出

“中国与世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冈石窟一周年”系列特展 

本次系列展览分为中国世界两个部分,

聚焦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意义、世界意义,继往开来,

希望能够推动文化遗产当代价值的阐释与实现。


中国部分由四个主题展览组成,均配以云冈石窟发掘所获文物,通过考古与相关研究成果,复原了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的“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一云冈石窟恢宏景象,并使观众感受其中传承千余年的灿烂历史与文化。



世界部分由三个主题展览组成,以图片展的形式,通过世界范围内动人心魄的文化遗产照片,向观众介绍和展示这些遗产地在研究、保护和利用等问题上取得的成果,在一个更广泛的维度上来理解自我、展望未来。




本系列推送将逐一介绍七个主题展览。





中国部分·展览一



凿石开山,因岩结构——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云冈第3窟窟前遗址考古成果


云冈石窟曾两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本展览即重点呈现1993年云冈石窟第3窟窟前遗址的考古成果及学术价值。



第3窟作为云冈石窟规模最大的洞窟,也是北魏大型洞窟中开凿未完工的洞窟之一,唐辽金时期屡有修缮,保留了大量的石窟开凿、取石和后世修补及使用痕迹,考古发掘在考察石窟开凿技术方法、取石途径、石料利用,以及后世沿用期间的寺院景观变迁等方面均有重要收获。

本展览以云冈第3窟窟前遗址考古为主要内容,通过“云冈石窟的早期研究”第3窟的考古发掘”和“云冈石窟的开凿工程”三个部分展开叙事,层层递进,让观众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透过层层遗迹看到云冈石窟兴建的恢弘景象。展览现场辅以发掘实物、图文展板和动态视频,让观众在停驻间感受云冈石窟的厚重和传奇。


引言:石头上的历史与艺术

 

云冈石窟地处连接大同地区与蒙古高原的交通要道。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将首都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往平城(今大同),并大规模移民至此。新都的建立和各地移民的涌入使得该地区迅速繁荣起来,成为了这一时期北魏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

 

不同民族汇聚也带来了冲突与融合,北魏统治者最终选择借助佛教来弥合不同文化,维护社会稳定,“令沙门敷导民俗”,并宣扬皇帝“即是当今如来”的思想,强化了帝王的权威。十六国时期的北凉、西秦等政权重视佛教禅修、开窟造像的传统随着佛教的东传影响到中原北方地区。在迁入平城的人群中,便有来自河西地区的僧人和工匠。另一方面,云冈所处的武州山山体为砂岩结构,砂岩强度较低,易于雕刻成形,为石窟开凿提供了较好的客观条件。

 

正是基于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一部以石头谱写的历史应运而生。




▲北魏迁都平城路线及周边地理形势图
 

▲北魏砂岩千佛 1992年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出土
 
第一单元:云冈石窟的早期研究
 
云冈石窟展现的佛教文化艺术涉及到历史、建筑、音乐等多方面内容,是东方石雕艺术的精魂,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典范。关于这一宏伟工程是如何营建的,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
 
近现代云冈研究的兴起,始于上世纪初的外国学者。1902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访问大同期间偶然发现了云冈石窟,并先后撰写了《云冈旅行记》、《北清建筑调查报告》、《支那山西云冈の石窟寺》等文,引发了海外汉学家对云冈的关注。此后,法国学者沙畹、英国学者斯坦因、日本学者关野贞、常盘大定、松本文三郎等纷纷前往云冈石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原始影像和文字资料。
 

▲日本京都大学调查队对第20窟大佛进行搭架测量
 
我国最早研究云冈石窟的是史学泰斗陈垣。1918年,陈垣先生到云冈石窟考察,并于次年发表了《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首开国内研究云冈石窟之风。1933年,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建筑学者考察云冈石窟,首次从建筑角度深入研究了云冈石刻及其表现的建筑形式。此后,周一良、汤用彤等学者又从历史学、宗教学角度切入。
 

▲梁思成、林徽因在第7窟前
 
新中国成立后,云冈石窟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以宿白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石窟寺研究中,将云冈研究全面纳入历史考古学的轨道,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成为云冈学发展的扛鼎之人,改变了世人“云冈学在日本”的看法。
 

▲1955年宿白先生(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2级学生在云冈实习
 

▲宿白先生日记中的云冈石窟内容 二十世纪80年代
 
近年来,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云冈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学者们从遗迹现象出发,注重观察洞窟间的组合和打破关系,以此研究石窟工程规划。微观层面上,则关注洞窟开凿相关的各类工程遗迹,结合最新考古调查与发掘收获,考察石窟工程的实施。还采取了实验考古等新方法,通过模拟古代凿山取石、开窟造像的实践,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992-1993年,昙曜五窟窟前遗址发掘现场
 
第二单元:第3窟的考古发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配合石窟保护,考古工作者在云冈石窟及其周边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得以更加贴近这座伟大的佛教艺术宝库,纵览千百年来古人们在此地开窟造像、保护石窟、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的细节。1993年在第3窟内外(以窟前地面为主)进行的考古发掘即是其中一例。
 
第3窟是一处中途停工的大型洞窟,它独一无二的平面形态、雏形初具的上层立面、遍地纵横的取石沟槽都为我们考察石窟开凿的流程和技术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第三窟外景照片
  

▲第3窟前的遗址发掘现场
 
这次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900余平方米,发现遗迹包括北魏以降开凿石窟遗留下的未完工的岩基地面、唐代整理的窟前地面及修筑的台基、金代修建的殿堂建筑遗迹的夯土柱基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陶片、瓷片、石雕、钱币、建筑构件等遗物。
 
其中,第3窟窟外前庭和窟内前室、后室基岩地面高低不平,到处是沟槽分割成的矩形和圆形凸起的石块,或是取石后留下的矩形和圆形的凹坑。矩形石块从分割石块的一端依次逐块揭取,圆形石块或将环形沟槽某一段凿成缺口再撬起。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第3窟中两种不同的圆形石料开采方式,存在是不同时期采石遗迹的可能性。
 

▲第3窟考古发掘出的北魏取石遗址 



▲第3窟发掘的隋唐石墙、台基遗迹
A.南缘庭院的石墙遗迹 B.前庭东、西窟门前台基遗迹 C.前庭扩展的台基遗迹
 

▲金代窟前夯土柱基分布图
 
 

▲北魏石雕龙首 1993年云冈石窟第3窟窟前遗址北魏文化层出土
 
第三单元:云冈石窟的开凿工程
 
开窟造像,尤其是大型石窟的营造,既要经历修整崖面、雕凿粗胚、精雕细刻、窟龛彩绘等工序,又涉及施工组织、人员调配等管理问题,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复杂工程。20世纪以来,云冈石窟考古工作的推进,特别是第3窟的清理发掘,为探讨大型洞窟的开凿工程提供了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云冈石窟中保存了多处未完成的小型窟龛,近年来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第13-4窟东壁未完成的小窟,仅雕出窟门部分的尊像
 

▲第13-29窟西壁菩萨面部(粗坯)用以标识发髻、眼、鼻尖雕刻位置的横纵辅助线
 
第3窟的中途停工使得这座规模宏大的石窟未能向后人展现出它最完美的姿态,但这些未完工的遗迹,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学者结合同时期开凿的其他大窟形态特征,对第3窟的原定形制有所推测,认为其原本应是形如1·2、7·8、9·10窟那样的双窟设计,窟内雕出两座中心塔柱。在上层开窟造像的同时即开始进行下层开窟的分层施工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工程效率,体现了当时施工经验的逐渐积累和工程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虽然千余年前凿山取石的铿鸣早已消湮于历史的尘埃,但我们还能根据这些残存于崖面的历史遗迹想象、追索,透过荏苒时光的重重帘幕,一窥北魏时期云冈石窟的开凿工程。
  

▲云冈石窟窟龛分布立面图
 
云冈石窟的整体开凿第一期工程:北魏和平元年(460)文成帝下诏,以“沙门统”昙曜为主事者,在武州山体之上开凿出规模宏大、气势雄浑的五座大像窟,即后世所称的“昙曜五窟”(第16-20窟)。昙曜五窟开凿在今天的云冈石窟西区东侧,这里自然断崖较高、斩山工作量较小,是云冈石窟区最利于石窟开凿的地段。
 

▲昙曜五窟全景
 

▲气势恢宏的大像窟:第20窟
 
云冈石窟的整体开凿第二期工程: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启了第二期工程,主要位于云冈石窟的中区和东区。这一时期自孝文帝即位起,至迁都洛阳止,由皇家主导,在云冈中区重新整体规划、开辟了以7·8、9·10窟等双窟为代表的大中型石窟。此外,本期石窟汉化趋势发展迅速,雕刻造型追求工丽。不论是人物面相、衣饰形制还是楼阁式塔的雕造,都显示出在北魏统治者强有力地推行汉化政策的影响之下,中原文化对云冈石窟的浸润。
  


▲外观对称的第9、10双窟
  
▲身着汉式袈裟、立于木构屋顶之下的佛像
 
云冈石窟的整体开凿第三期工程: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留守平城的贵族官员、佛教高僧、邑社信众等继续捐资发愿,在皇家窟群周边,以云冈石窟西区和龙王沟西侧的自然断崖为中心开窟造像。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规模虽小,但数量较多。此期窟室式样急剧变化,成为云冈窟室式样最繁杂的阶段,个体造像的造型则更加清秀,出现了典型的“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的显著特点。
 

▲云冈石窟西区的小型窟龛
  

▲清秀纤细的交脚弥勒像
 
结语
 
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室集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大型窟室的开凿者若非皇室成员,也都出自北魏亲贵。随着恢弘壮美的工程日臻完善,能体现石窟开凿每一步技术环节的遗迹现象也逐渐消失。
 
第3窟作为云冈规模最大的石窟,终北魏一代未能完工,唐、辽、金代屡有修缮,保留了大量的石窟开凿、取石和后世修补及使用的痕迹。1993年对第3窟窟前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为考察云冈石窟在开凿时期所采用的的技术方法、取石途径、石料利用,以及后世沿用期间的寺院景观变迁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深化了学界对云冈石窟“凿山开石、因岩结构”的营造工程的认识,被评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朝代更迭,时空轮转,这座未完成的大窟始终静立武州川畔。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这辉煌残迹中倾听历史的余响。
2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