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石窟视察并作出重要指示。
这是云冈历史上值得铭记的珍贵时刻。
时值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冈石窟一周年，
云冈研究院策划推出
“中国与世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冈石窟一周年”系列特展
本次系列展览分为中国与世界两个部分，
聚焦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意义、世界意义，继往开来，
希望能够推动文化遗产当代价值的阐释与实现。
中国部分由四个主题展览组成，均配以云冈石窟发掘所获文物，通过考古与相关研究成果，复原了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的“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一云冈石窟恢宏景象，并使观众感受其中传承千余年的灿烂历史与文化。
世界部分由三个主题展览组成，以图片展的形式，通过世界范围内动人心魄的文化遗产照片，向观众介绍和展示这些遗产地在研究、保护和利用等问题上取得的成果，在一个更广泛的维度上来理解自我、展望未来。
本系列推送将逐一介绍七个主题展览。
中国部分 展览三
真容巨壮，世法所希——昙曜与大像窟开凿
“真容巨壮，世法所希——昙曜与大像窟开凿”聚焦于云冈石窟最早洞窟“昙曜五窟”。这五座大像窟整体布局严整，风格和谐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的第一个巅峰，并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以岩石雕刻出的大型造像群，背后蕴含着北魏各民族对求同存异、多元共荣之路的探寻，意义深远，堪称典范。
展览围绕僧人昙曜的生平展开，分为“序：武州山月”、“ 凉州：修行半生”、“平城：汇聚与波澜”、“灵岩：‘崭’新开始”和“结语：洪流行舟”五个部分。展览以历史文献串联昙曜的一生，勾勒出时代背景和开窟往事，展出昙曜五窟发掘文物，配合当代插画、雕塑装置等，拉进观众与昙曜的时空距离，感受昙曜的人格魅力和北魏民族交流融合的宏阔历史。
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的一个秋夜，月华升起映照在平城西郊的武州山 ，一位僧人正借着月色凝望五座宏伟庄严的大像窟。他正是云冈石窟的开创者，高僧昙曜。从家乡远涉凉州弘法，又遭逢北凉灭亡被带到平城，历北魏太武、文成、献文、孝文四朝，正是时局最动荡、文化冲突融合最剧烈的年代，期间灭佛与兴佛更宛如大梦一场，还有眼前倾皇室之力开凿仍需面对重重困难的石窟……但这一切，最终没能阻止他完成心中的宏愿。在这个平和的夜晚，一生中历史与自然所给予的重重考验又浮现在他眼前。
凉州：修行半生
自汉武帝开通西域，将凉州纳入版图，河西走廊一直是中原与西域陆路交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转站。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陷入长期战乱，地处西北隅的河西走廊反而成为一方净土，“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粟特商旅带来异域珍宝，西来的僧侣也在此驻锡传法。
历前凉张氏、后凉吕氏、北凉沮渠氏，百余年间河西地区佛学兴旺，塔寺林立，因不同语言汇集，这里也成为了传译佛经的盛地。公元384年吕光攻下龟兹，平定西域，不但将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掳至凉州，还带回“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印度佛教的石窟开凿也经由新疆地区传入河西走廊，今武威南部的天梯山石窟便是北凉国君沮渠蒙逊开凿。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僧人昙曜也来到了凉州，走入了历史记载。史书中并未记载昙曜是哪里人，但从他的社会关系和译经活动来看，他很可能来自罽宾，在北凉沮渠牧健统治时期（433-439年）抵达凉州。他虽未留下画像，但衣着应与当时的僧人无异，身着袒右或通肩袈裟，有一副和中原人不同的面孔。
▲炳灵寺169窟北壁后部法显、道聪像，可由此想象昙曜的形象。169窟有西秦建弘元年（420年）墨书题记，是石窟中发现的最早纪年。他在凉州的事迹虽不可考，但《高僧传》记载他“以禅业见称”。自印度佛教初期，僧侣就通过禅定冥想，观想生老病死等场景来断绝心中的欲念，达到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后秦时期鸠摩罗什译出一批禅经，禅观实践蔚然成风，涌现了一批著名禅僧，而十六国重视禅修、崇敬禅僧的风气也对北朝影响深远。对人世苦难的观想、超越生死的了悟，大概正是昙曜在乱世中坚定信念前行的基础。
河西不失为一生传法译经的归宿，但历史却又将昙曜引上了更远的征途。随着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拓展疆土，陆续对北方的柔然、北燕、西方的大夏、西秦、北凉、吐谷浑等征伐。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灭北凉，“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繁盛的北凉佛教也被带到了平城。玄高、师贤、昙曜等高僧，应都是在此时一同来到了平城。没有凉州佛教和石窟艺术，就不可能出现5世纪后半平城佛教的盛况。
从凉州历尽艰辛来到平城，历史在昙曜面前展开了更为丰富绚烂的画面，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王朝。宿白先生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写道，太武帝将南北战场俘获的人口、财务都集中到了平城附近，据保守估计，人口至少要在百万人以上。并且还特别注意对人才、伎巧的搜求。传统儒学的礼乐制度、江南的衣冠风流、北族的风俗习惯、西域的珍奇与新法式，一时齐聚平城，比河西的民族汇聚、文化繁荣更甚，正在形成“杂相揉乱”的北方新文化形态。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107号墓出土萨珊王朝磨花玻璃碗到底哪一条路能“求同存异”，熔炼出一个共同体的新文化面貌？在连续的文化碰撞中，昙曜所坚持的信仰道路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崔浩力主恢复五等爵制维护世族地位，与寇谦之联合，推崇太武帝为“北方泰平真君”，使对佛教表示理解的太武帝迅速向道教倾倒，大规模镇压佛教，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灭佛事件。禅学宗师玄高、慧崇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罹难，和他们一同来平城的昙曜处境自然也十分危险，但他却不顾太子拓跋晃的劝阻，密持法服器物，“誓欲守死”，可以看到他内心的坚定。随着灭法事态的蔓延，北魏各地寺毁经焚、僧侣还俗，此时的昙曜不会敢于畅想，十几年后他将主持开凿中国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皇家石窟工程。
灭佛并没有终结北魏存在的各种冲突，一种能兼容并包的文化呼之欲出。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被诛，随即太子拓跋晃与太武帝先后去世，兴安元年（452年）拓跋晃十三岁的儿子拓跋濬在一片风雨飘摇中登基，即文成帝，两个月后发布了复兴佛教的诏书。在6年又7个月的灭佛之后，仿佛噩梦醒来，平城佛教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兴盛期，也给了昙曜一个新的开始。早在道武帝时僧人法果曾言皇帝“即是当今如来”，佛教作为协调统治集团矛盾、融合各民族关系的一种方法被提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曲折被重新确立起来，而文成帝时期开始的大像、大寺建造工程，正是为了稳固这一方略，使北魏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呈现一统。
和平初年（460年）昙曜出任沙门统，担当起了这一时代责任，不久他奏请文成帝于京城之西武州塞开凿五座石窟，每窟雕凿一尊60至70尺的巨大佛像，这是在众多历史因素的基础上，前所未有的石窟开凿工程。
▲北魏一尺约今25厘米，昙曜五窟最高主尊是19窟正壁坐佛，高16.8米。云冈石质属侏罗纪砂岩，较为松软，同时在昙曜五窟开凿区域内可见易受风化的泥岩带，严重影响了雕刻。昙曜带领工匠们研究了一整套开窟和补救的方法，最终五窟建成。金代曹衍所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中称：“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与天地而同久。”
▲第20窟主尊胸部横贯软弱岩层，第20窟窟门及西壁立佛可能在完成后不久即坍塌
▲北魏时期莲花钵，用云冈砂岩制成，1992年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窟前遗址出土
《魏书》载献文帝皇兴元年（467年）行幸武州山石窟寺，这是正史中对北魏皇帝游幸云冈的首次记录，或可以视作昙曜五窟基本建成的标志。道武帝以来便有“皇帝即如来”思想，文成帝曾在平城五级大寺中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因此昙曜五窟也被认为象征五位北魏帝王，承载着北魏王朝从离散部落、统一北方到民族融合的历史。
与龟兹十几米高的泥塑造像不同，昙曜五窟是世界上最早以岩石雕刻出的大型造像群，而其最终成型是在一路传来过程中多元文化的选择、融合。石窟在龟兹、北凉发展出塔庙窟、大像窟，昙曜五窟则因地制宜，形成了平面呈马蹄形的大像窟。造像主题继承了河西的三世佛、交脚弥勒、千佛等，飞天形态改良，供养人形象极大丰富。在风格上犍陀罗、笈多风格交融，开凿较晚的16窟已露出太和以后的褒衣博带风貌。
在开窟造像之外，昙曜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希望佛法“流通后世意存无绝”。他的卒年不可考，但从仅有的文献看，太和十年后便再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了，昙曜也自此消失于历史中。但对历史、对信仰、对形形色色众生都有很好理解的昙曜，把他的信念、慈悲、理解、愿望永远镌刻在了这里——佛法沐浴之下，众生平和喜悦，彼此理解和欣赏，交融共处，美满祥和。在这其中是否有昙曜的形象呢？
▲北魏时期弟子头像，1992年云冈石窟第20窟窟前遗址采集
十六国北朝时代战祸连绵，民生多艰，人间的苦难和生死一幕幕上演，个人就像被狂风裹挟行舟于历史的洪流中，难以掌握自身的命运。因而生命的意义、解脱痛苦的方法成为了这个时代中人们共同探求的主题。在这迷航中，昙曜以始终如一的信念驾驭着小舟，在波谲云诡的人生际遇中，完成了自己的求索。多年后，胡太后在洛阳建造了九级永宁寺木塔，工程仅用了三年时间，是当时最高大壮丽的木构建筑，但十八年后便在北魏末年的风雨飘摇中焚毁了。而昙曜主持开凿的佛像却俯瞰着历史烟云、芸芸众生直到如今。历朝历代每一个经过石窟的人，都会被它的宏伟、坚定、悲悯、永恒所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