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云冈，山堂水殿，满目葱郁。18日上午，新成立的云冈石窟研究院佛教艺术建筑考古工作坊迎来首个高端研讨会。牛津大学古典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Peter Stewart，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教授衣丽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崇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魏正中先后发表精彩演讲。
　　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张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庆捷，云冈石窟研究院相关专家学者和部分职工参加研讨会。研讨会由衣丽都主持。
　　张焯在致辞时代表主办方对远道而来的著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简要介绍了云冈石窟研究院近年来在打造多元化景区、学术研究、文物保护、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希望这次研讨会能成为佛教艺术建筑考古工作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良好开端。
　　Dr Peter Stewart是牛津大学古典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古典艺术与考古学副教授，曾任伦敦Courtauld艺术学院副教授和代理院长。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希腊罗马雕塑、罗马艺术、古代艺术中的跨文化联系。主要著作有《罗马社会的雕像:表现与回应》、《罗马艺术》、《罗马艺术社会史》等。
　　Peter Stewart在《希腊、罗马和犍陀罗：艺术传播问题》专题讲座开始时说：“我的题目与云冈石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实际上是密切相关。不仅因为云冈早期的佛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犍陀罗艺术影响，而且（我个人关注艺术传播的过程），云冈是宗教和艺术思想从中亚向中国传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说，古代犍陀罗佛教艺术（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长期以来被视为希腊罗马艺术传统在中亚及其周边地区传播的一个重要例子。犍陀罗雕塑在十九世纪被重新发现以来，因其与希腊罗马传统惊人相似，令西方学者迷惑不解。犍陀罗雕塑反映了西方古典传统的肖像、构图、造型、衣饰类型和自然主义风格。为什么这种古典的“影响”会出现在希腊、罗马国土以东远隔千里的地区。这通常会被归结为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希腊化继承者的遗产。其中一些人，也就是所谓的印度——希腊国王，在公元前一世纪之前一直统治着犍陀罗地区。但中亚的希腊文化遗产并不能与犍陀罗雕塑直接联系起来。犍陀罗雕塑的兴盛要晚一些，主要是在公元二、三世纪。
　　讲座重新审视一个旧有的理论，即犍陀罗艺术与西方的关联是在和罗马帝国持续接触的同时产生的，早期希腊统治的残余并非主要影响因素。罗马本身就是希腊艺术的继承者，它的意象和风格深受希腊传统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罗马对犍陀罗艺术的影响经常被忽视。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罗马帝国、贵霜帝国和汉王朝时期，古代世界在特定方面是密切相关的。
　　讲座举例说明罗马对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以及这种艺术思想的传播是如何发生的。贸易和物品流动是否能解释外国思想的成功引进？还是我们需要找寻其他原因？这种对艺术传播的讨论不仅对于理解犍陀罗艺术至关重要，而且对认识之后在中国佛教艺术中出现的不同形式的希腊罗马之风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魏正中作了题为《丝绸之路：古罗马与贵霜王朝贸易》专题讲座。他说，古罗马与东方有着固定的贸易往来，尤其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2世纪末。他介绍了古罗马与贵霜王朝之间的历年贸易情况，分析了古罗马文化如何影响到犍陀罗地区，尤其是贵霜王朝最鼎盛时期。除了早期希腊、波斯、印度与中亚文化因素之外，罗马文明亦影响了犍陀罗地区的佛教艺术。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崇峰作了题为《天竺僧珈蓝的初步考察》专题讲座。他说：“中国佛教及佛教建筑、雕塑和绘画皆传自古代天竺，中土的佛寺制度亦不例外。由于祇洹精舍特殊的宗教内涵，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土营造佛寺或以祇洹为名，或重祇洹规制。初唐时，道宣主张中土佛寺的修建应以舍卫城祇园寺为标准。后来，义净对那烂陀寺的布局、僧坊规制及寺院管理等皆有详细记录，故而武周前后中土佛寺的营造或许也受到了那烂陀寺的影响。”此次讲座对北天竺和中天竺佛寺的时空分布及五种类型的划分，为学人研究中国古代佛寺的布局提供了重要参考。
　　讲座结束后，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座谈。中外学者之间坦诚而又深刻的交流探讨，令听众受益匪浅，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云冈石窟研究院客服中心主任崔晓霞告诉记者，这次研讨会，是“Beyond Boundaries跨越边界——云冈石窟研究院佛教艺术建筑考古工作坊系列”中一次高端学术交流活动，对提高云冈研究水平、开拓国际视野、扩大云冈石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宣传大同文化旅游等，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该院已决定，今后的学术交流活动都由院佛教艺术建筑考古工作坊承办。再过不久，还将举办一个更高规格的国际化论坛，届时相关国家的驻华大使也将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