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以规模宏大、题材多样、雕刻精美、内涵丰富而享誉海内外。它是世界文化艺术宝藏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壮丽辉煌的篇章。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北魏王朝历史、社会、文化、民族心态、民情风俗的忠实记载。它以典型的皇家风范而异于其他早期石窟。以融合东西、贯通南北的鲜明的民族化进程为特色，在石窟构建中独树一帜。云冈石窟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国石窟艺术风格，独创“云冈模式”，对中国石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赏价值。

1984年7月，华北局书记李雪锋来同重游云冈石窟时曾题有：“努力建立云冈学，继甲骨学、敦煌学，争取创办此学的中坚地位，我党政和社会各界历史艺术学界从各方面予以支援，以示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伟大的创造力量。”经过18年，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维护和修葺，对云冈周边环境进行整治，使云冈石窟于2001年12月1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此、云冈石窟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人类。

“云冈学”的构建牵动了众多有识之士，而且成为势在必行的一项浩大工程。云冈学应当是以云冈石窟为研究对象，集宗教、雕刻、美术、音乐、舞蹈、建筑、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民族、民俗等诸多学科在内的综合性的一项系统工程。云冈学作为一种与多种学科交叉的跨边缘的综合学科及其自身的博大精深，要求人们对云冈石窑从纵到横、从宏观到微观、从顺向到逆向、从主体到客体、从艺术到审美、从宗教到民俗等。进行多视角、多层次、多线条、多因素、多功能的综合研究。包括云冈学理论、云冈学应用和云冈学发展史等内容。

云冈石窟由北魏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的壮观景象。随着北魏王朝迁洛乃至灭亡，丧失了它的显赫地位。千百年来对云冈石窟的记载、研究，自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及专记平城魏都建筑的《北都略记》(三卷，见《隋书•经籍志》未著撰者姓名，应为北魏时代人所撰。此书《旧唐书.经籍志》已不著录，唐开元前已佚亡)记载以来，历代学者、高僧、文人等微有著录，就中魏收、道宣和曹衍诸人所记略为详赡。明代以来，通志、府志、郡志、县志因陈相袭，虽有记载，惜无创见。清代朱彝尊最早《石佛记》，初开研究范例，但语焉不详。至于历代咏云冈的诗词文赋虽不乏其作，然皆抒情叹赏之作，尚不能窥及底里。加之近350年来，闯军战火，姜瓖降叛，清军屠城，阎冯、晋奉军阀混战，日军入侵，云冈备受兵燹之祸，使之失闻日久。

迄至上世纪初，日本人伊东忠太调查云冈，撰写《云冈旅行记》、法国沙畹调查云冈，发表《云冈图解》等著文、摄影公诸于众，才赫然引起人们的注目，方使云冈石窟名声复振。上世纪30年代，冰心、雷洁琼、郑振铎、吴文藻、顾颉刚等著名专家、学者、作家纷纷前来观瞻，写以游记、散文等著作，介绍于世。同时中国著名学者陈垣、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丰子恺、刘慧达、阎文儒、周一良、宿白等先后有论著公诸于世，提出中国人对云冈石窟卓有见识之论，成为云冈学的前奏，为云冈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学者塚本善隆、小野玄妙、关野贞、常盘大定、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广为撰文发论。日本学者在侵华期间，还对云冈石窟进行现场调查、考古发掘、测绘照相、拓片等。于1955年出版16卷16开本《云冈石窟》，成为一时图文并茂的宏著。虽为侵华掠夺之产物，亦可为“云冈学”提供可贵资料。

同时，生活在大佛脚下的一批当地学者，上世纪30年代的白志谦、厉寿田以及近年的赵一德、李治国、贠海瑞、王恒、王建舜等先后撰文写书，以乡土情怀与地缘的优势，对云冈石窟提出相当细致的分析和论证，为云冈学奠定了又一块坚实的基础。

纵观云冈学之研究，一是集中在云冈石窟的开凿年代上，有三说，一为“神瑞”说，据《大唐内典录》，认为开凿于明元帝（拓跋嗣）神瑞元年（414）。二是“和平”说，依据《魏书•释老志》，认为开凿于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初年（460）。三是“兴安”说，依据《魏书•释老志》，认为开凿于文成帝（拓跋濬）兴安二年（453）。其中和平说影响广泛，得到认同。而近年又有许多学者，据《释老志》所载：“昙曜白帝……”是“昙曜五窟”主像竣工后向皇帝上奏，而非请示开窟。此论多有论证，颇有见地。“兴安”之说，不无道理。

二是集中在云冈石窟考古分期上。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于1978年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是至今奉为圭臬之作。是按石窟形制和造像内容、样式发展，将云冈分为三期：第一期石窟为中部16～20窟，开凿年代460～465年，被称为“昙曜五窟”。其形制各窟大体上都摹拟椭圆形平面，穹窿顶的草庐式，造像主要是三世佛和千佛。主像形体高大，占据窟内面积的大部分。

第二期主要石窟有7、8窟，9、10窟，6、7窟，1、2窟，这四组双窟和3、11、12、13窟。开凿年代为467～493年。其形制平面多方形，多具前后室，有的窟中立塔柱，有的后壁开隧道为礼拜道。壁面雕刻做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窟顶雕平棊。造像不如一期高大雄伟，形象题材多样化。

第三期主要分布在20窟以西4、14、15窟及其岩面小窟。其特点，没有成组的窟，中、小窟多，布局多样的小龛遍布云冈各处。洞窟内趋方整，塔洞、千佛洞、四壁三龛式和四壁重龛式的洞窟为本期流行窟式，窟口外面崖上出现券面和力士等雕饰。

这一分期是以宿白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集中多年之研究考察，建立在科学对比和史料研究的基础上，是得到共识且被公认的论断。以后虽有日本长广敏雄的驳议，但经中国学者丁明夷反驳之后，尚未再起波澜。当然尚须探讨的向题颇多，有待云冈学构建中逐步深入。

三是有关“云冈模式”问题。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政权最辉煌的时期，是以国家的政权力量、经济力量为保证而成就的最大的石窟群，具有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有严密的计划性及浓厚的政治皇权背景。“二佛对坐”、“双窟”正是北魏孝文帝时既有皇帝在位，又有太后临朝，即“二圣”之反映。我国学者认为，这是云冈石窟乃中国石窟步入“全石化”的首创，又把佛帝合一引入造像的主题，其影响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诚如，宿白先生说：“云冈石窟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鍵，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

四是对云冈石窟的内容研究，是中国学者最具成就的结晶。陈垣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中所提的论点，所得的结论至今仍是研究云冈石窟的方向，诸多问题仍未得解。所以陈先生当是云冈学创建的领路人。此外,梁思成先生的《云冈石窟雕塑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学角度、周一良先生从历史学角度、刘慧达先生从《北魏石窟与禅》的角度、戴藩豫从《云冈石窟与域外艺术》相比较的角度、阎文儒从云冈石刻造像题材的角度等均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提出论述，代表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多是寓意隽永，不可磨灭的。

五是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题材上，国内外学者有较深的见解。不仅论证出中国佛教史上北魏这一段空白填补要靠云冈石窟，而且对大乘佛教的发展上，从云冈石窟中发掘出许多重要的实证，是很了不起的成果。

自刘慧达先生的《北魏石窟中的三世佛》发表后，云冈造像题材已成定势。上世纪80年代，大同地方学者赵一德先生发表《云冈昙曜五窟的佛名考校》文中提出“五方佛”说后，打破了这种沉闷，似乎更突现了大乘信仰的气氛。其后敦煌研究院的贺世哲先生发表《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三世佛造像诸问题》(《敦煌研究》两期刊载)，强调了“三世佛”的地位，驳议了赵一德“五方佛”说。赵于上世纪90年代，也在《敦煌研究》刊载《云冈佛母塔洞的宫闱内秘》从云冈6窟塔柱上的五佛，重申“五方佛”的佛教教义。也回应了贺世哲先生的驳论。这样使问题突出，研究生动，使造像题材的研究逐步深入，“云冈学”的曙光已见绽露。当然“三世佛”、“五方佛”的争议，远没有结束，后来者自会有高论问世，云冈学也将更丰满。

随着云冈学的创立，建议云冈石窟研究所创办《云冈学研究》期刊，以此为园地，联系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云冈学的综合研究。根据实际设立栏目，使其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以推动云冈学向纵深发展。

其次是加强和充实云冈石窟研究所的科研力量，使研究所成为云冈学研究的核心，使其成为高层次的研究机构，逐步发展为研究院。

三是在云冈旅游节期间，举办北朝研究学术研讨会，聘请对云冈石窟确有建树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每次应确定专题，集中研究探讨，使其成为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

四是大力宣传云冈学，应集史精力，编纂一部纵贯一千六百年，横涉石窟百科，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点鲜明，存真求实的《云冈石窟志》。作为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最权威的资料性文献。同时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出版发行《云冈学系列丛书》，诸如：云冈论文选、云冈散文选、云冈诗歌选、云冈传说选、云冈佛传故事选等等，将云冈石窟的精粹展示于世人，让云冈学发扬光大。

五是在大同大学历史系中，专设云冈学专业，培养专门人才，可聘云冈学研究卓有成就的专家、教授讲课。使云冈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后继有人。

云冈学的构建这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云冈研究所应凝聚有志于云冈学研究的人才，揭开云冈面纱，走进云冈殿堂，让人类认识云冈，享受这一共同遗产。让云冈学成为中华学术界的一支奇葩。
                                                                                                                              (原载2002年8月29日《山西晚报•生活》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