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中国学者宿白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整理善本书时，发现了金皇统七年（1147年）夷门（今河南开封）曹衍撰的《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抄本。原碑早佚，碑文幸存于清人缪荃荪传抄的《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条引《析津志》文中。碑文2100余言，记述详细，征引宏博，所述云冈石窟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的历史及寺院的维修，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而引用现已佚亡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也正给今天调查研究云冈各个石窟开凿先后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资料。这两点重要之处，也就是云冈石窟的历史分期问题。198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顺天府志》和1985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析津志辑佚》中，收录了《金碑》全文。碑文所提供的研究信息，已为现存文献、实物所证实。随着云冈研究的不断深入，日益彰显出《金碑》发现的重要价值，这使云冈石窟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论及云冈石窟的分期问题上，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16卷）中，在云冈石窟特征的诸章中，进一步论证了云冈石窟的分期问题，将全部洞窟分昙曜五窟、孝文帝平城和迁都洛阳以后三期。两氏对云冈分期研究的论断，时至今日，其中某些基本观点仍有可取之处。

1956年宿白先生发表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对新发现的这一云冈石窟历史材料的内容及其价值，作了充分的肯定和介绍。正是通过对《金碑》所提供的有关云冈十寺等新资料的研究，并结合现存遗迹、遗物和文献资料，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分期研究。1978年宿白先生将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发表，对云冈的分期及其历史背景作了全面的阐述和研究，其学说成果影响至今。这一成果使“云冈分期论”以及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得到解决和佐证，体现了《金碑》的重要作用。

《金碑》的发现及其新的研究成果的发表，中国学者正是依据和围绕《金碑》所提供的新资料，对云冈石窟的历史和分期研究，展开争论并提出了新的看法。八十年代以来，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强烈反响与关注，1980年长广敏雄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石窟分期论》，对宿白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反驳，甚至对《析津志》所载《金碑》及其碑文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面对长广的驳论和质疑，1982年宿白又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详细论证了《金碑》的著录和流传过程，并且针对长广对《金碑》其他问题的不同看法，均进一步地予以论述。1981年丁明夷发表了《关于云冈石窟分期的几个问题——兼与长广敏雄先生商榷》；1984年丁明夷又发表了《关于云冈石窟分期的几个问题》；九十年代，长广在《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中发表的《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一文中，终于认同了“宿白说”的观点。实际上，关于第16~20窟即昙曜五窟，开凿于和平年间，属于早期洞窟，国内外一般争论不多。第20窟以西诸窟龛和第20窟以东诸窟内外补刻的窟龛尊像，多属于太和十八年迁洛以后的晚期洞窟，认同的看法也基本趋向一致。而问题的关键集中于中期洞窟，学者们的不同意见和主要分歧是对一些具体洞窟开凿年代的推测。中外关于云冈石窟分期之争，是一场有关中国石窟寺研究方法论的大辩论，它对于推动云冈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5年张焯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小议》（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1日。）一文，对碑文传抄中出现的错简进行了梳理，证明云冈十寺中的护国寺为今第1、2窟，此文的新推断再次引起新的突破。

为此，《金碑》的发现与研究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新的视野，即运用古文献和古代碑刻资料，来研究历史时期的中国考古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