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原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因病于2018年2月1日6点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宿白先生生于1922年，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肄业，1951年主持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的发掘，1952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考古系任教。曾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2016年7月，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授予其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情怀，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宿白先生一生中，在宗教考古、 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多有造诣，著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等著作，期间，宿先生多次来云冈石窟实习考察，和云冈石窟研究院的很多老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虽非先生的弟子，但都为先生的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倾倒，先生的文章大家时时拜读，受益匪浅，先生为云冈石窟的考古研究保护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下是云冈石窟研究院同仁追怀与宿白先生的二三事。
2000年 宿白先生在云冈
1938至1945年八年间，日本京都大学的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调查，其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代表了当时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最高研究水平。但宿白先生却结合文献与考古实际，质疑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论。
宿白先生
1947年，宿白先生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籍时，在缪荃荪传抄的《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条引《析津志》文内，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的原文。该碑撰于金代皇统七年（1147），原碑实物早已不可寻踪。其所述内容涉及了北魏历代开窟建寺的问题，更可贵的是弥补了唐代贞观至金代皇统约五百年间云冈石窟修建的历史空白，这是云冈研究史上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文献。
缪荃荪传抄
《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中《金碑》全文
碑文中提到两块北魏碑记：“一载在护国，大而不全，无年月可考。一在崇教，小而完。”后一碑末云：“大代太和八年建，十三年毕。”这是云冈石窟有明确营造时间的记载，可惜现在已不能目睹。根据《金碑》记述，1956年宿白先生发表了《金碑校注》论文，使“云冈分期论”以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和佐证。1978年，宿白先生在《考古学报》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系统论述自己的观点。该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由于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初便开始了对云冈的考察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多位学者发表了相关研究文章。而宿先生文献与考古实际相结合做出的结论，对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提出了挑战。
作为日本佛教考古研究的权威，长广敏雄自然并不信服宿白先生的观点，他先后两次撰文，激烈反驳了宿白先生的研究，甚至对先生所用文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1982年，宿白发文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并论证了所用文献的真实性。时隔近半个世纪，最终，长广敏雄于1990年在《中国石窟》丛书《云冈石窟（二）》（日文版）中《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在其中一个“注”中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
这场宿白先生与日本学者的论争，最终确立了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学术地位，宿白先生也被公认为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而宿白先生的“霸气”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作为一名学者的坚守。
1955年宿白先生（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2级同学在云冈实习
宿白、阎文儒在云冈石窟
2000年8月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宿白考察云冈石窟
1988年7~9月，国家文物局在云冈举办“第一届石窟考古培训班”宿白先生安排筹办并教学授课
1993年宿白先生在第3窟前庭考古现场观察遗迹现象
宿白先生为云冈石窟昙曜五窟题字
宿白先生带给我们太多的敬畏和触动。坚守书房，著就一本本考古著作；潜心治学，方能成为一代大家。先生一生挚爱考古，潜心学术，著作等身，终于成为改写中国考古历史的人。考古就是一个寂寞的行业，如何在一生的岁月长河中，专注学问、不事浮华，时间已经给出了答案。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云冈石窟研究院全体职工沉重悼念宿白先生，愿先生一路走好！
宿白先生说……
“他们对我的发现开始有点怀疑。后来证明我们的发现是真实的，是靠得住的，那他也就没有话说了。我们的研究，很多都是新发现的。外国人他毕竟还是外国人，他掌握中国的材料不可能有中国人自己清楚。”
“我这一辈子，这书没法看完，总是有的是需要看的，所以说书海无涯，书像海似的，没有边……”
“考古这东西实际上是个破坏的工作。我们搞考古的人并不是需要说多做一些工作，能不做还是不做，保持在那。等到条件更好的时候再做这工作不是更好吗？虚心是重要的，你不要自己吹自己有什么重要发现，是不是真发现那还成问题呢！”
“因为我有兴趣，我是学历史的，历史和考古分不开。历史是文献记载，考古是实际工作，所以，你要做历史就得做考古，要是做就得长期做下去，不是长期做就不是真正的做考古的人。”
——宿白
宿白先生一生中为云冈所著文章：
《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25～38页（修订后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
《“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1期，71～84页（修订后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
《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38-46页
《〈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29～49页（修订后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
《恒安镇与恒安石窟——隋唐时期的大同与云冈》，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 · 云冈石窟》（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187～192页（后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
《试释云冈石窟的分期〈云冈石窟卷〉画册读后》，《文物》2010年第7期，63～65页（后收入《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176～197页（后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