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云冈学论坛”会议纪要（一）

2021年11月14日，“第二届云冈学论坛”在山西大学学术交流中心成功举办。论坛由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和云冈研究院联合举办，同时邀请到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大学、晋中学院等多家单位及山西大学图书馆、历史文化学院、文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体育学院等多个院系共60余人分别于线上、线下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云冈石窟、佛教考古、平城考古以及云冈学的建设与发展等主题进行了精彩的演讲与交流。

开幕式

山西大学副校长郝平教授主持：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揭牌成立于2020年10月30日，并于当日举办了第一届云冈学论坛，在研究院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举办了第二届云冈学论坛，感谢各单位领导及研究人员对论坛的积极支持。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教授致辞：云冈学的建设和发展最重要的就是人才。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要培养人才，今年山西大学已经通过紧缺人才专项招收了云冈学博士研究生。另一方面是很多专家学者在关注、关心云冈学的建设，让我们感受到学者潜心治学的学术态度和对研究的不断探索。但我们也要看到目前云冈学研究成果还不多，考古报告编写这个基础工作做得还不够。根据国家文物局《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将把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和出版工程作为重大项目进行推进，以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重要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和出版为重点。云冈石窟将在2022年提出第一窟、第二窟石窟报告的体例， 完成《云冈石窟山顶佛寺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和《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2025年前完成《云冈石窟第l、2窟考古报告》。2035年前完成《云冈石窟笫16-20窟（昙曜五窟）考古报告》（五卷本）。编写考古报告是石窟研究的非要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未来我们还需要携手共同努力，在云冈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和研究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谢谢大家！

第一场 百年来北魏平城考古发现与研究

张庆捷  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摘要：百年来几代人在北魏平城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取了大量北魏实物，如石窟、遗址、墓葬、碑志、遗物等，填补了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北魏平城考古发现的意义：一是还原了云冈石窟原有的面貌和布局；二是对北魏平城及其皇宫遗址的范围和位置有了可靠的认识；三是通过遗址、遗物等实物资料的发现与研究，展现了北魏民族融合、文化交流、艺术风格的特点与途径，填补了史书记载的许多空白。

第二场 云冈学与敦煌学的关系及其研究前景

张先堂  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

摘要：云冈学与敦煌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云冈学与敦煌学有许多相同点，也有一些不同点。借鉴敦煌学的经验，有助于促进云冈学的发展。讨论一门学问的理论建设，是这门学问得到较大发展、正在走向成熟的标志。一个学科的发展，一般都要经过开端、发展、成熟、繁荣等不同阶段。敦煌学已经经过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云冈学正在经历从自发到自觉的历程。目前，云冈学正处于一个最佳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可以说以往可赞，未来可期。云冈学研究队伍已具有一定规模，后备人才队伍正在建设中。云冈学研究成果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和水平，出现了一批代表性的学者和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全集》代表了中国“云冈学” 的新高度。最后，对未来如何推进云冈学学科发展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第三场 云出云冈——云冈学文献知识库建设与数字人文方法应用

肖珑  山西大学图书馆馆长

张启航  山西大学图书馆

摘要：云冈学作为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涉及领域广泛，创新探索性强。为给云冈学教学和科研提供全方位服务，山西大学图书馆/云冈学文献中心在全面收集、整理云冈学文献信息资源的基础上，应用数字化和数字人文方法，对收集的文献信息进行知识组织、发现重塑，构建了资源一体化、功能多元化的云冈学文献信息资源服务平台“云出云冈——云冈学文献知识库”，为国内外用户提供文献统一检索、资源集合、学者信息、术语词表、百科知识图谱、用户信息素养教育培训、个性化定制等多样化服务。未来，云冈学文献知识库将成为云冈学学科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也是云冈学领域中国内外资源最丰富、保障水平最高的文献信息平台。

主持人：王晓毅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

报告一：考古视野下的平城佛教

李树云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摘要：北魏是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386 年，拓跋珪重建代国，改国号为“魏”，398 年，定都平城，开启北魏平城时代。北魏平城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推崇，佛教兴盛。3世纪未，拓跋鲜卑部对佛教的认识逐渐加深，及至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初始，就下诏建五级佛图、须弥山殿、讲堂、禅堂等。明元帝即位后，更下令以佛教敷导民俗，并在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太武帝于太延年间（435-439 年）平定凉州后，“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焉”。460 年，云冈石窟开始开凿，佛教渐次中国化。到太和年间，平城佛教愈加兴盛。近年来，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平城考古不断深入，大批墓葬被发掘，具有显著佛教因素的遗物时有出土，包括装饰有莲花纹样的陶器、石质棺床，与佛教相关的墓志，僧人使用的净瓶，绘满佛画的石椁等等。近年来发现的有明确墓志的僧人墓及以陶长颈瓶、香炉、钵为组合的随葬品组合，更是指向墓主人为僧人或佛教信徒。这些与《魏书》记载的平城时期佛教文化发达的时代背景相吻合，考古视野下的平城佛教内涵丰富，一些重要的发现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为平城佛教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评议人：韩炳华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

李树云老师对大同地区发现的5世纪佛教相关遗存和墓葬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梳理，对我们认识该区域多元文化的构成有重要的帮助作用。北魏政权从公元398年定都平城到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在平城建都的时间约百年。在5世纪中国北方文化中，这一百年的平城时代是非常重要的阶段。鲜卑文化、汉文化、佛教文化杂糅相处，三者互动关系的研究是北朝文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和研究方向。考古资料显示佛教信仰进入墓葬是非常复杂的过程。2015年大同地区发现的邢合姜墓十分特殊，算是一个孤例。永固陵也算是一个特例。这些都反映了一个特殊群体对佛教的笃信程度。这个群体就是中老年妇女，中老年妇女的信仰迷恋在今天的五台山也能看到，她们是佛教信仰中最重要的群体。如何认识邢合姜墓及如何认识当时宗教对中老年女性的信仰影响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另外一个现象是，从北魏沙岭壁画等北魏早期的墓葬中带有佛教因素的遗物及遗迹现象，以及太武帝灭佛的事件，都可以揭示出，在5世纪以前，佛教对平城的影响已经很大，那究竟是佛教影响了平城期的墓葬，还是已经被佛教文化浸染的当地汉文化影响了平城期墓葬？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最后，我建议平城城市考古及北魏墓葬资料尽快发表，让学术界充分认识5世纪平城时代的完整面貌。

刘伟伟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蒙山开化寺是北朝、隋、唐、五代著名的佛教寺院。蒙山大佛为北齐天保末年（559 年）文宣帝高洋所开凿，为北朝第一大佛，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15公里蒙山之阳，属于晋阳古城宗教祭祀区。2015—2018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晋源区文物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大佛佛阁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2400 平方米，清理出大佛龛和佛阁遗址，出土了佛像、大量建筑构件（包括精美的琉璃建筑构件）、刻铭筒瓦和唐朝重修大像阁价钱碑。通过历年发掘，我们搞清了大佛和佛阁的基本形制、布局和修建年代。蒙山大佛及佛阁是中国北朝体量最大、最完整的遗迹，如此宏伟的规模，实属罕见，为研究大佛的雕造、早期佛阁形制、唐代建筑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评议人：韩炳华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

蒙山大佛阁遗址的发掘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蒙山大佛发现于1980年，20世纪90年代，李裕群先生曾做过详细调查。从考古发现来看，可以将蒙山大佛阁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晚期为李克用做晋王时期，即晚唐、五代之际。蒙山大佛是古晋阳城市重要的景观，它的发掘和研究将是对晋阳古城遗址研究重要的补充和推进。希望发掘者能够将蒙山大佛阁的研究和开化寺联系起来，探究佛寺、塔和大佛阁之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复原北齐至五代晋阳城的历史景观，也希望尽快整理资料发表，同时做好发掘后的遗址保护工作。

范潇   云冈研究院   山西大学云冈学博士研究生

摘要：忻州市是山西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西临黄河，东跨太行，下辖14 个县区，保存了丰富的石窟寺资源。本次专项调查数据显示，忻州市共有石窟寺及摩崖造像49 处，开凿年代自北魏晚期延续至清代，其中明代石窟占一半以上，并具有独特的斗八叠涩藻井和阴线石刻等特点。分布地域上除岢岚县和代县无石窟外，其余县区均有分布，主要集中在汾河流域（宁武—静乐）、黄河东岸（偏关—河曲—保德）、五台山周边（五台—繁峙）及忻定盆地（忻府—定襄—原平）4 个区域。

评议人：韩炳华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

通过范潇老师的讲述，我第一次了解到忻州地区石窟寺的全域分布情况。忻州地区石窟寺的分布与我院去年承担的晋中地区石窟寺分布情况不一样。忻州石窟寺以忻定盆地为界，分为东西两侧。西侧主要是晚期的石窟寺；中间是平城到洛阳的重要通道，沿线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北魏、东魏、北齐时代遗存；东侧地区为五台山区域，从河北赞皇、行唐、阜平，到五台山是历史上尤其是唐代非常重要的一条礼佛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道路上，石窟寺遗迹比较少见，那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北朝时期，“云冈模式”对五台山区域的影响甚微？还有，我们都知道，山西北朝石窟是受到北魏“云冈模式”及后续影响的产物，但到了唐代，佛教信仰是不是更多以石窟之外的形式来表现？

报告四：北魏薛怀吉墓发掘收获及相关问题

武俊华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摘要：2017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山西万荣西思雅村抢救性发掘了北魏汾州刺史薛怀吉墓。墓葬规模较大，出土文物内涵丰富，为北朝历史、考古及书法史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该墓历史上遭多次盗扰，残存青石墓志一合，志文保存完好。据墓志所载，墓主人为北魏末年汾州刺史薛怀吉，正光四年（523 年）殁于任上，诏赠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孝昌二年（公元526 年）归葬汾阴故里。薛怀吉是南北朝时期河东汾阴薛氏家族的重要政治人物之一，正史附传，最早录于《魏书》卷六一《薛安都传》后，《北史》卷三九《薛安都传》中也予收录。其父薛真度与北魏河东王薛安都系从祖兄弟关系。他的家庭成员中，薛真度妻孙夫人墓志、弟弟薛怀俊夫妇墓志等均已面世。该墓是目前河东地区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随葬品最多的北朝墓葬，墓葬形制及文化内涵与洛阳地区高度一致，同时在天井及耳室设置、出土遗物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特点，补正了正史记载，丰富了北魏洛阳时代高等级墓葬材料，为北朝历史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墓志盖及石棺残存的线刻图像，既有传统的四神、升仙等内容，也有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以兽首人身、三爪二趾、肩后长羽、膝后飘一羽的所谓“畏兽”图案，对中古时期艺术信仰体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研究都是非常有益的补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评议人：裴静蓉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薛氏家族是山西中古时期的望族，薛怀吉墓的发掘为山西中古时期重要家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山西万荣薛怀吉墓是山西北魏洛阳时代非常重要的纪年墓葬，也是发表资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虽然被盗，但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随葬品。倪润安老师曾对北魏洛阳时代的墓葬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与解读，对山西地区洛阳时代北魏墓葬的研究可作参考。武俊华老师重点对墓志上线刻图案尤其是畏兽进行了深入解读。在山西地区北朝时期的太原王家峰徐显秀墓及忻州九原岗壁画墓中也发现有畏兽的形象，也可以进行相关的比较研究。

段双龙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摘要：2014 年9 月至2015 年7 月，为配合基本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虒祁遗址进行了第九次发掘。发掘地点位于山西省侯马市高村乡虒祁村西北约2.5 公里处。在发掘的37 座墓葬中，有4 座北魏墓，其中一座（编号M1007）保存完整，出土器物丰富，且纪年明确，为晋南地区北魏洛阳时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该墓墓葬形制符合北魏时期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墓的特征，墓室砌筑方式及直边方形形制则带有自身特色。墓中出土了具有南朝风格的铜鐎斗、青瓷器，同时保留有墓内殉牲的鲜卑习俗。这些现象反映了拓跋鲜卑文化与中原地区汉晋传统以及南朝文化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杂相糅乱”的文化面貌。裴经墓的发现对研究北魏丧葬制度、家族墓葬形制、北魏晚期政治、职官制度、历史地理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丰富了山西裴氏家族的资料。

评议人：裴静蓉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晋南地区目前发现的有纪年的北魏洛阳时代的墓葬有三座，刚才汇报的万荣薛怀吉墓，这座侯马虒祁裴经墓，还有一座就是上世纪发掘出土的曲沃秦村李诜墓。其中，万荣薛怀吉墓是规模最大的一座。侯马虒祁北魏墓虽然出土器物不多，但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类型看到了南北朝文化相互交融的特点。裴氏家族同样也是山西中古时期的望族，裴经墓志的出土为北魏时期裴氏家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也有可能对解释史书中裴氏家族曾分三眷五房的记载提供新的材料。

安瑞军  山西博物院

摘要：孙龙石椁出土于山西省榆社县河峪乡河洼（窳）村，基本农田建设时发现。该墓于历史上已遭盗毁，未见随葬品，墓葬具体形制不明，推测当为土洞墓。发现时棺盖破碎，仅存两侧帮板与头挡。关于这批材料，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常之坦对孙龙石椁的图案进行了解析，重点考辨了“百戏”图案；林圣智对头挡的墓主图像与题记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一种以柩铭彰显墓主功绩的葬俗，并进行了阐释；郑岩、李梅田等学者在一些文章中引用过这则材料。这些研究很有见地，对于启发后来者深入探讨很有意义。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并没有将孙龙石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因而为进一步讨论留下了余地。需要指出的是，过去的认识还存在一些不足，尚有观点值得商榷。有鉴于此，通过对孙龙石椁图像进行三维数据采集，在全面、精确、清晰掌握数据的前提下，结合不断面世的北魏墓葬图像新材料，对孙龙石椁进行重新审视，在南北朝大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梳理。研究内容一是通过厘定头挡题刻，纠正长期以来关于这组石椁命名的谬误；二是结合帮板题刻释读头挡题刻文字，对立椁人孙龙之子“孙方兴”“方弟保兴”等信息进行辨析，并试图对太原中都孙氏进行探究；三是解读石椁中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辨析其中的平城传统、南朝影响、佛教因素，诠释时代特征与地域文化特色。

评议人：裴静蓉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孙氏家族是太原中都中古时期的重要家族之一。孙龙石椁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被发现时破坏比较严重。以前也曾有学者对石椁的命名及图像作过解读，指出图像为当时的百戏图。安瑞军老师则是从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和时代特征等方面对石椁进行了综合的解读。《世说新语∙叙录》及《太原中都孙氏谱》记载有完整的孙氏族谱排列，可能也能为孙龙石椁的研究提供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