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场

主持人：范文谦  山西博物院副院长

报告一：山西古代造像碑的数量、分布与移动

王炜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王炜从造像碑的基本概念入手，认为山西保存的古代造像碑时代连续、数量众多且内涵丰富，一方面雕凿有精美的宗教造像，另一方面还承载着造像记、布施人等大量的文字信息，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这些造像碑最晚从明代已经见于著录，主要见于各地的地方志、金石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造像碑作为一种重要的石刻资料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据他统计，山西现存古代造像碑约500通，其中收藏在各级博物馆、文物机构等约300-400通，保存在室外的约100通，仅存著录的约100通。他从对山西古代造像碑数量的整理和统计入手，一方面对造像碑现在的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统计与分析，另一方面，考虑到造像碑的位置大多经过位移，侧重分析造像碑在近代以来的移动情况，并深入分析了造像碑与石窟寺的“代偿”关系。

评议人：刘岩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将这么多可移动、不可移动的造像碑进行了非常基础性的、普查性的梳理，而且制定了详细的研究路径，意义重大。第一，他开启了一个系统性研究的新的方向，从本质上说还是一种考古学研究的方法，基于分期和分区研究的考古学传统研究的范式，但是这种基础的资料之前没有人做过系统的梳理和研究，里面有很多纪年的材料，这样把一个一个时空上的“坐标点”还原到原始出土的地点上，对于从区域分布、造像碑沿革历史来探讨山西民间信仰、宗教信仰这方面来说有很大的意义，期待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报告中还提出了在不同政治、经济等条件之下，在共同的信仰之下，不同人群对信仰供奉的不同表现方式，提出了造像碑与石窟之间的“代偿”关系，也是一种新的认识。

报告二：《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立碑时间考

郝军军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郝军军首先指出《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是研究云冈石窟的重要文献，原石碑早已不存，碑文幸存于清人传抄的《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条引《析津志》文中。碑文为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写，但这并不是立碑时间。他从碑文中避讳情况以及出现的武散官名称，判断立碑时间在大定十四年（1174年）三月金世宗改名完颜雍至金章宗明昌初年之前。他指出，熊梦祥抄录碑文时，完全忠实于原貌，再一次证明了碑文内容的可靠性。

评议人：刘岩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金碑”是宿白先生早年发现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对于云冈石窟断代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碑已经不存，碑文经过辗转抄录，郝军军老师从细节入手，从辽代“咸雍”“寿昌”两个年号在金代文本中出现的形式切入，认为是金世宗避讳的结果，而且还更进一步地考证了一个是避金世宗自己的讳，一个是避金世宗嫡母寿昌的讳。文章还从“经武将军”这一名称出现时间上来推定立碑时间的下限。这篇文章的意义有两方面，第一是从细节方面出发细致地考证，进一步论证了“金碑”这篇文献的可靠性；第二，这个研究其实也引出一个现象，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皇统年间撰文，在大定十四年之后立碑，这之间有十几年的时间差，中间正好差了一个海陵王，那么这就是个有趣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他的文章中也还有别的类似的情况，那么就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请人来写碑文到这块碑立起来，中间是有时间差的，甚至是十几二十年，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视角。具体到云冈石窟来说，是不是金熙宗、海陵王以及后来的金世宗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影响到了云冈石窟的修缮和增修等活动，这可能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那么再扩大一点的话，这种碑文写碑和立碑的时间差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如果是，也是值得研究的，我们期待进一步的研究。

报告三：晋东南地区北魏晚期至东魏通肩禅定佛研究

武夏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武夏从“如何确定造像的尊格”入手，从题记、特殊姿势、固定组合、经变图像、造像题材的意义等方面展开阐释，介绍了晋东南地区北魏晚期至东魏石窟呈现一定规律性的造像组合，其中主尊佛像着通肩袈、裟施禅定印，其他两壁主尊造像则着外衣搭肘式袈裟，施无畏、与愿印，指出通肩禅定佛是为了与其他佛像作出区别而采用的不同佛衣与手印。武夏对比同时期其他地区石窟及造像碑中同类型的佛像，初步推定晋东南地区这类造像尊格为无量寿佛，同时通过与周边地区造像风格比较，认为这一佛像样式应是受到关中地区的影响，探讨了中原北方东部地区北魏晚期至东魏时的西方净土信仰。

专家评议

评议人：杭侃 云冈研究院院长

武夏老师从一种特殊形制、特殊位置的造像组合入手，她认为是无量寿佛，这个观点我觉得很有启发。看了她的对比材料，我又想到南涅水有一块造像碑，这块造像碑的功德主说他的祖先是从甘肃东部过来的，那么这就可以和武老师的研究连成一条线，也就是说无量寿的题材从炳灵寺——陇东——长安，然后是晋东南,都有，如果它们之间有联系，还可以和移民考虑在一起。我还想到两个问题，一个是王炜老师在做的造像碑。

我们过去在著录造像碑的时候，比较注意发愿文，但对有的造像碑里的人名关注不够，但是这个名字，包括村名，对我们现在研究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就很重要，王炜老师和杨菊都注意到了造像碑上的所有信息。但是，如果有的造像碑上没有这么多信息怎么办呢？武夏老师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让图像去说话，我们同样能够去研究这些问题。这个可能是考古学的一个所长，也就是说我们还可能有别的研究方法，所以我觉得武夏老师的研究一个是它的具体研究，第二个可能从方法论上，从图像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深化我们的研究。

说到造像碑的话，包括后来段老师说到的交通问题，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思考造像碑和石窟与寺院关系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是石窟，尤其是大一点的石窟，更多的是因崖建寺；但是对造像碑来说，可能是造像碑因寺立碑。比如说《洛阳伽蓝记》里记载的平等寺造像碑。由于造像碑可以搬动，所以要研究造像碑所在的寺院信息，就要像王炜老师说的，要找到这些造像碑的原始位置。我想地方志应该再梳理一下，因为地方志里面可能有寺院的信息。所以说因崖建寺和因寺立碑，研究的空间还比较大。

报告四：对中国古代石窟选址与交通道路关系的

反思——以晋冀地区北朝中小石窟为例

 段彬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段彬认为古代石窟的选址往往与交通道路具有一定关联性，前人对此多有论述。然而既有研究对这种关联性的认识存在简单化的倾向。事实上，石窟选址受到人地关系的多重因素影响——适宜开窟的山体岩面、契合教义的地理环境、主体信众的居住地与交通线的走向，共同决定了石窟造像的位置。因此石窟与交通道路之间存在不同情况的复杂关系，石窟的选址既可能靠近道路，也可能刻意远离通衢。道路附近石窟造像的数量、规模，与交通线的重要程度未必成正比。在小比例尺地图上看似靠近道路的石窟，实际也未必与道路相邻。考察石窟造像选址时，更应该立足于具体微观的地域、阶层和造像契机，以开凿者的视角进行思考，选择大比例尺地图或卫星图进行参考，最好亲临其地观察地理环境，而非基于宏观地域的“他者”视角一概而论。考察石窟选址的交通因素时，应注意区分直接位于某条交通线上亦或处于交通线辐射范围内两种情况。反之，通过石窟判定古代交通路线，还应当结合文献记载和地理状况的判断，不应将佛教遗存作为道路状况的唯一依据。

评议人：杭侃  云冈研究院院长

段老师的发言表现了年轻人大胆假设，在研究方面敢于质疑的勇气。我想具体问题的探讨，还是要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宏观上来说，石窟寺和交通线的关系，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为什么我说宏观上来说可以成立呢？比如说，我对河南的中小型石窟做过调查，东魏、北齐的石窟主要分布在太行山东麓，洛阳附近的北魏石窟主要就是所谓的龙门的卫星窟。东魏、北齐的石窟集中分布在太行山东麓，就是因为迁都邺城。张庆捷老师他们探讨晋阳和邺城之间分布的石窟，就是晋阳和邺城联系多了之后，沿线东魏、北齐的石窟就多了。所以我想，石窟寺的分布与交通线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大体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具体的问题还要具体分析，比如不同时期详细的交通线路，段老师考虑得更为细致，这个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除了他刚才举的那些例子之外，我想稍微补充一点，就是这里可能还有宗派的问题。比如说，刘慧达先生写过《北魏石窟与禅》，“凿仙窟以居禅”，自古名山僧占多，深山藏古寺，都是说有些石窟距离交通线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在《洛阳伽蓝记》《魏书·释老志》等文献里面也都记载过，许多寺院位于繁华之地，所以考虑这个问题，还可以看看严耕望先生的《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稿》等著述，就是说我们考虑起问题来应更全面一点。

 杨菊   山西博物院 山西大学云冈学博士研究生

杨菊从佛光寺无垢净光塔的调查与造像发现过程入手，以图片的形式系统展示了山西博物院所藏6件佛光寺无垢净光塔白石造像，指出这些造像早于佛光寺东大殿建成时间百年，具有共时性，最初组合应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通过分析造像记，她认为造像团体来自河北博陵邑陘邑县刘姓、张姓两大家族，以两家族为主导，具有姻亲关系的家庭共同参与，彼此以地域为基础，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进行造像供养宗教活动。在此过程中，寺院及造像团体中的僧俗弟子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批造像既延续了北朝以来河北地区造像的部分传统因素，同时又受到了唐王朝不同时期当时政治中心（长安、洛阳地区）新造像风格的影响。造像材质优良、加工精细，具有浓郁的写实风格，是唐代造像中的精品，对于研究唐代佛教造像艺术、佛光寺与河北地区僧众联动、《大无垢净光陀罗尼经》传播及民众信仰都具有重要价值。

评议人：刘岩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一提到佛光寺，我们一般对它的古建筑比较感兴趣，聚焦于这一点。天宝十一载（752年）的这批造像材料的披露，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方向。对于佛光寺，我们不应该仅仅聚焦在古建筑上。2014年，我们考古所也对佛光寺做了考古工作，重点在于对佛光寺的布局进行探讨。杨博士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从比现存佛光寺东大殿更早的宗教文物材料入手，作了一个研究和探讨。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来构建或者说还原佛光寺的沿革，从丰富它的文化内涵方面作出有益的探索。具体里面一些详细的内容，比如说河北几家人家的新造像或者造像的佛教风格、来源、具体宗教活动就不再细说，但是我觉得她也是开启了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从多方面来重新复原、重新还原、重新构建历史中真实的佛光寺。

李雅君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李雅君对山西艺术博物馆所藏的“大周大云寺涅槃变相碑”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图像内容出发，分别解读了“入般涅槃图”“纯陀最后供养”“金棺自举”“自启棺盖”“为母说法”“双足显圣”“佛棺自燃”“八王分舍利”“起塔供养”“须弥山崩”等图像，探讨了在特定的时间、地域内新的图像内容的产生与相关经典的关系，并分析了图像源流和流传过程中其表现手法、风格样式的沿袭，揭示了其所蕴含的丰富信仰内涵与思想。

评议人：杭侃 云冈研究院院长

李雅君老师的题目我很感兴趣。为什么感兴趣呢？就是我觉得山西的东西太好了，涅槃碑是64件禁止出境的文物之一。纯阳宫里面有两个造像是禁止出境的。我想在其他省早就研究得很透彻了，但是这两块碑我们能检索到的研究成果不多，这两尊造像的研究我们应该加强。当然，图像的解说是一方面，我更想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图像，但是李老师讲完图像的内容就结束了。其实图像构成其他学者也在探讨，更重要的是它之所以呈现的现象。比如说《山西古迹志》里面也记载了其他的涅槃碑，文献里记载涅槃碑当时建有重阁，重阁上尊像的组合等问题也需要关注，所以我们期待李老师以后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