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场

主持人：韩炳华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

报告一：云冈石窟20窟主尊左眼佛眼珠研究

专家评议

评议人：张庆捷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张海蛟的题目比较微观，但很有意思。云冈博物馆现在陈列着一只陶眼，是1985年美国纳尔逊博物馆的史克门先生送还中国的。为此，宿白先生专门给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写了一封信，一方面说明史克门先生是美国纳尔逊博物馆馆长，对中国文物有很深的了解，是收藏中国文物的专家；一方面认为这个眼珠应当是云冈石窟的，最好送到云冈石窟来保管。所以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就按照宿白先生的建议，协调并把这个眼珠送回到云冈，现在由云冈博物馆展出。这个眼珠很简单，是一个佛眼珠，一头是黑的，一头是灰的，是一个尖锥体，十几厘米长，但是仍有许多人对它的功能不是很清楚。在云冈石窟中有许多佛像确实有眼珠，20窟主尊是北魏诸佛中最引人注目的。张海蛟对眼珠的探讨虽然微观，但我觉得很有意义。他考证了北魏时期的眼珠是黑彩平涂，隋以后逐渐成为镶嵌式，然后演变成陶瓷体挂釉的。他还探讨了北魏佛眼的材质，以往都把这个眼珠叫陶眼，认为是陶质的，张海蛟鉴定为瓷的。此外，他探讨了佛眼珠的安装工艺，就是眼珠尖椎体怎么固定，以及几个时代的区别和不同的演变。他断定其外眼圈为辽代，内部的晶体部分是金代，这一推测是有道理的，但严格来说，证据还是有点少,希望以后进一步搜集证据，如果能把这个结论证明了，那是很有意义的。

报告二：云冈石窟第 6 窟建筑空间探讨

吴娇 云冈研究院 山西大学云冈学博士研究生

摘要：云冈石窟第 5、6 窟的雕凿时间约在孝文帝都平城后期，是云冈石窟中期最晚的一组双窟。第 6 窟壁面布局规整，雕刻内容丰富，堪称云冈之最。目前，对第 6 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营造过程、图像解读、造像主题三个方面。本文从第 6 窟的平面布局和石窟建筑两方面探讨石窟寺对木构建筑空间格局的模仿。从平面布局来说，第 6 窟融合了云冈石窟早期的椭圆形平面与中期流行的方形平面，形成了前方后圆、纵深排布的独特布局，这种布局形式影响到了龙门石窟北魏洞窟。就石窟建筑而言，云冈石窟中期洞窟从对单体建筑的模仿发展为对组群建筑的模仿，第 6 窟完整呈现了地面寺院组群建筑，前塔后殿，回廊与殿堂围合形成封闭的寺院，构成主次分明的建筑外观。洞窟表现的建筑空间变化是外来佛教汉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评议人：张庆捷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第6窟是云冈石窟中著名的洞窟，富丽堂皇，内容丰富。吴娇从独特的角度考察了第6窟的空间，虽然以前也有人写过云冈的空间，但没有像她从这样的角度来研究。她认为第6窟融合了云冈早期的椭圆形平面和中期流行的方形平面，形成了前方后圆、纵深排布的布局。另外，她对第6窟几个方面的结构作了分析，认为第6窟是地面寺院的再现，这些都是比较新颖的观点。关于北魏前廊后室建筑的来源，她说不见于目前发现的汉代画像石雕刻的建筑形象中，并且提到粟特地区存在此类型建筑，我们在粟特考察的时候发现在铁尔梅兹公元1—3世纪的佛教遗址有前廊后室的迹象，汉代墓葬中也有前廊后室的结构，这个需要进一步核对。

报告三：云冈石窟的世俗伎乐图像研究

吴洁 云冈研究院 山西大学云冈学博士研究生

摘要：经考察，云冈石窟现残存七幅世俗伎乐图像，数量不多，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缘橦”杂技首次出现于佛教石窟领域是在云冈，喻示了功德主的身份高贵；占“天人位”、呈“天人相”的伎乐人身份也不一般；呈“木人/死人”相的伎乐人使太子生厌而决意出家，是色界净居天所为。用乐方面，既有东传至平城的乐器，也有从中原回传西域的乐器，但仍体现了自汉以来以鼓吹为主流的传统。这些图像，不仅反映了佛教文本，也体现了北魏制度、帝王观念、民族交往诸多信息。 

专家评议

评议人：李树云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吴洁博士的《云冈石窟的世俗伎乐图像研究》一文，谈到一部分伎乐身着天衣，呈天人相；还有一部分身着鲜卑装，是常见的世俗形象。我们在平城考古中也发现有此类现象，大概在文成帝到献文帝这个阶段，各类伎乐多为胡人，但是在太和年间贾宝墓石灯上刻的伎乐出现鲜卑装，此类形式的雕刻图像在平城考古中也是首次发现。在对佛教艺术世俗化的分析中，从平城考古的遗迹、遗物中均能得到体现。吴洁对云冈世俗伎乐的分析，对于辨析整个平城考古相关的伎乐图像有着重要的意义。

侯瑞 云冈研究院 山西大学云冈学博士研究生

摘要：佛像两侧以二弟子像为胁侍是佛教艺术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大型石窟中雕刻二弟子造像始见于云冈石窟，而且不同时期在造像位置、布局、组合、形式等方面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已出现以一老一少形象表现迦叶和阿难的造像形式。作为皇家石窟，云冈石窟二弟子造像的产生，影响了周边其他石窟一铺三像即“一佛二弟子”和一铺五像即“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塑造，这种模式随着佛教艺术的发展逐渐普遍化、定型化。

评议人：李树云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侯瑞博士关于二弟子像的分析打破了学界关于以往二弟子像源于龙门的观点。从其列举的资料来看，我们发现在云冈一期的洞窟中就有二弟子，且表现形式多样，造像风格多变。16窟与6窟的二弟子像接近后代较为标准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这里的源流以及对龙门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均探究得十分清楚。这种模式发端于云冈，且对后世影响很大。

秦艳兰 三晋出版社 山西大学云冈学博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以笔者对云冈石窟现存泥塑的实地调查测绘所得的第一手材料为基础，以文献记载和残存题刻为辅助，以山西大同地区现存华严寺及善化寺、应县佛宫寺（应县木塔）、浑源悬空寺、朔州崇福寺、忻州五台山等地的佛教遗存为参照，大量参考北方地区诸如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等地各个时代的寺观彩塑，综合应用考古类型学、图像学、文献学、艺术学等研究手法，初步将云冈石窟现存较为完整、特征较为明显的泥塑进行了归类和断代研究，初步明确了佛像、菩萨像、罗汉像和天王像四大类较完整泥塑的时代归属。

评议人：李树云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秦艳兰博士的《云冈石窟现存泥塑的分析》一文，对云冈石窟现存泥塑进行了分析，根据造像形制，同时结合其他地区的考古实物、文献资料分别作了详细分析，认为一部分佛像为辽代补刻，一部分为金代补刻，还有一部分为清代补刻，同时还列举了元明时期没有补塑的原因。此外，结合华严寺、观音堂等地的包泥维修，为云冈泥塑的分期研究作了参考。

王力军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摘要：书法学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社会或时代的文化心理特征，而忽略了地理意义上的文化特征，事实是北魏平城石刻的地域性文化心理审美特征是很明显的，反应在风格学上，就是“地理风格”。北魏御射碑，以太武帝《东巡碑》（437）和文成帝《南巡碑》（461）为代表，无论是石碑造形工艺，还是碑刻书体特征，都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与地域特征，更是反映了拓跋鲜卑族的皇家意志与审美取向。相比北魏平城迁都洛阳后的石刻书风，《东巡碑》和《南巡碑》的书法风格特征较为保守、古拙、质朴。同一时期还有《大代华岳庙碑》（439）和《中岳嵩高灵庙碑》（456），也都是当时典型的铭石体书风。并且与东晋《谢琰及妻王氏墓志》（396）、南朝宋《爨龙颜碑》（458）书风极其相近，可以说四世纪末至五世纪中叶典型的铭石体书风，是南北朝时期古代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铁证。 

《水经注》中频繁记载两碑所立于险地，《东巡碑》立于五廻岭（河北易县）， 《南巡碑》立于灵丘。而五廻岭和灵丘，正是代都平城连接河北、山东的交通要 路。日本学者佐藤智水曾指出，北魏皇帝的诸多巡幸，尤其是太武帝、文成帝频繁发足于山东方面巡幸，也说明鲜卑政权对于中原农耕文化的关注意识在逐步提高。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五廻岭所立之《东巡碑》，还是灵丘所立《南巡碑》，恰恰都在行人商贸频繁往来密集的飞狐道（旧路）与莎泉道（新路）的23交汇地带，同时也是南朝使者往复的必经之路。这就不难理解，太武帝和文成帝在此地举行竞射，以及设立御射碑的意图，就是在向世人告知北魏政权对国家重要的新领土行驶支配权。同时，平城时期是北魏皇帝从武力征服向文化统治转换的过渡期，在太武帝、文成帝的巡幸地设立赞颂皇帝治世的石碑，恰恰说明北魏王朝保留有较为成熟的汉文化现象，也是对内、对外宣传与彰显文治的一面。

评议人：张庆捷 山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王力军的这一探讨角度很新颖，不是探讨文字特征，也不是探讨碑的造型，而是探讨地理风格，这是我见过的首次从地理风格的角度探讨碑刻，特别新颖。北魏御射碑，早期的有太武帝东巡碑，在河北易县，文成帝的南巡碑在灵丘，这两块碑都很有名。原先较为完整的是东巡碑，傅振纶和董继伟老先生在民国时期还做过拓片，拓片现藏国家图书馆。南巡碑在辽金以后才残，辽金时期不残，我们当时清理现场的时候发现许多辽金时期的砖和瓦，说明辽金时期有碑亭，估计是明清时期坏了，20世纪80年代再发现时已经断裂。另外，他探讨了碑首阳刻与汉碑的特色，论证了铭石体的书风，反映了拓跋鲜卑族的皇家意志与审美取向，从侧面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古代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这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御射碑的目的是宣扬皇帝的文治与武功，他对这一点分析得比较到位。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他没有探讨撰文、书丹者是谁，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希望日后进一步完善。

冉令江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摘要：古之论书者，言必“锺王”，而卫氏一脉则鲜被后人所重。然卫氏一门东汉卫嵩以儒学传家，至魏晋时已成为中原望族，地位显赫，名家辈出，且卫凯及以下孙皆擅书法。卫氏一门家传古文、鸟篆、隶、草，自成“古法”“旧体”之传承系统。崔氏和陈留江氏两个世家大族世代皆学卫门书法，直接推动了卫门书法在北朝初期的促使了中国书法“北质”“南妍”艺术流派的形成。

评议人：张庆捷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这篇文章从书法方面论述北魏时卫氏书法的传承，很是新颖。卫氏书法自古以来受到高度评价。冉老师引用文献资料和出土简牍及铭文，详细梳理了卫派一门“古法旧体”的发展与传承以及卫氏一族著名书法家所擅长的书体。他结合文献、出土残纸、漆画、碑刻等，分别论述了清河崔氏和陈留江氏等北方士族书家题榜、抄经、写碑等实用性的书事活动，以及对卫氏一门书法的传承，对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的发展及演变意义重大。但是没有看见崔家和江家书写的碑刻和传世的东西，这一点比较遗憾，希望能补充进来。

引言

云冈研究院杭侃院长：云冈石窟位于北纬40°，属于农牧交错带，是民族交融的关键区域。宿白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就指出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是北魏统一北中国之后，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其影响东起辽宁义县万佛堂，西至甘肃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对云冈石窟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关系到一大批早期石窟的研究深度。我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讲座中曾讲到云冈学的研究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云冈石窟本体的研究，二是平城时代的相关研究，三是“云冈模式”的广泛影响。在对云冈学这三个层次的研究中需要多学科、多部门之间的合作并发展交叉学科。

与谈

山西大学郝平副校长：自去年5月11日之后，我们在多次会议都讨论过云冈学的建设，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云冈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才能推动云冈学的建设与发展。今天参加发言的多是从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角度出发，今后音乐、体育、美术、文学等方向的研究人员也要积极加入云冈学的讨论中。多学科如何有效深入交叉，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的。人才培养方面，山西大学今年招了13位考古学博士，云冈学方向居多，这为云冈学的人才培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欢迎大家积极报考山西大学云冈学博士研究生。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庆捷研究员：云冈学的建设首先要明确研究对象，我认为可将其分为核心内容和扩展内容，前者主要围绕云冈石窟和云冈石窟的佛教艺术等方面展开，同时云冈石窟作为平城政治的重要产物，其诞生和发展的动力均在平城，所以云冈学的研究也要和平城历史与考古相结合。因此系统的云冈学要包括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佛教石窟与佛教艺术、云冈石窟的影响、平城遗址与北魏墓葬、北魏物质文化与历史、民族汇聚与多民族融合这五个方面。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王晓毅院长：一个学校就一个议题做成一个论坛是非常不易的。云冈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从其概念提出，仅有一年多的时间，云冈学的发展与完善，体现了杭院长的高见，体现了山西大学的学术积淀和积累。在日后的云冈学研究中，还是要以杭院长在北大的演讲《云冈学何为？》作为纲领性文献和基础。研究对象主要是云冈石窟本体、平城时代以及“云冈模式”的影响，研究方法则要多学科交叉发展。目前，我们山西考古研究院对北魏考古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下一步，考古院要加强对民族交融方面的研究。最后，我们竭诚欢迎青年才俊加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山西博物院范文谦副院长：今天我想以山西博物院主办的刊物来支持云冈学的建设与发展。从明年开始，我们将恢复《文物世界》期刊的学术定位，复刊为《文物季刊》。《文物季刊》将由山西博物院主办，云冈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古建筑研究院、山西大学等单位协办。明年恰逢习总书记视察云冈石窟二周年，杂志第二期将以石窟寺研究为专题组稿，希望各位研究人员踊跃投稿。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研究院韩炳华副院长：云冈学与敦煌学在资料上有着明显的不同，研究上有很大的难度。但在杭院长的带领下，一年的时间里，云冈学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让我们看到了云冈学明确的发展方向以及未来发展的希望。山西大学提供了一个云冈学研究的大平台，但是学科建设的难度较大。从研究对象来说，4—10世纪中国北方的建筑、艺术、宗教、历史等都与云冈有关系，因此多学科交叉研究势在必行。山西古建院也在做石窟寺调查与彩塑研究，希望能纳入到云冈学的大学科中，和其他单位一起做好云冈学研究，为云冈学研究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提供力所能及的力量。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裴静蓉副所长：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在晋阳古城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也对太原市石窟寺调查进行了中长期规划，希望我们的这些工作也能参与进云冈学的建设与发展中来，这样既能为云冈学研究添砖加瓦，又能为我们提供学习机会，培养市所的研究力量，希望各位老师给予帮助。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向晋卫副院长：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云冈学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年新入学的几位博士已经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报，让我们看到了云冈学研究的动力。本人目前在研究与民族融合有关的项目，肖馆长的图书馆建设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便捷的平台。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要积极了解考古学的发展，使历史学科积极参与到云冈学研究中，探究历史上的平城时代和“云冈模式”的发展。同时我认为“云冈模式”的概念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提炼概念，往外生发，拓展广度，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深化：一是从政治与宗教关系的角度；二是在中观层面，从民族、贸易、知识传承等关键性问题切入进行研究；三是精神层面的传承上进行升华。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张维胜副院长：今天的学术活动对我有很大的触动，这场学术论坛真正体会到了如何做学问。过去我们主要将目光集中在云冈12窟，但是12窟不能完全代表云冈石窟，不能完全代表民族文化融合，我们的研究还要进一步扩展至其他洞窟中。我们要将北朝时期的音乐与石窟中的音乐相联系，进一步深入研究，希望通过一个小角度的研究对云冈学研究有所贡献。

敦煌研究院张先堂研究员：本次会议精心策划，形式很好，既有学者报告，又有资深专家点评指导，效果很好。这次论坛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省内专家学者汇报了很多关于墓葬、石窟寺和石刻资料的新调查和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展示了山西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使人耳目一新；二是山西大学的很多学院包括艺术学院进行了汇报，显示了山西大学学者的研究潜力；三是本次会议上，山西大学云冈学的博士研究生集中发表了一批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报告，显示了年轻学者视野开阔、研究广泛、调查材料丰富、分析论证细致，使我们看到了山西大学云冈学博士研究生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成效，说明山西大学云冈学人才培养的扎实有效，为云冈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人才基础，云冈学的研究将后继有人，有着良好的前景。

云冈研究院杭侃院长：首先再次感谢各参与单位的积极支持。学术本应是天下之公器，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这次论坛的参与者主要是省内研究单位。让我感动的是，各研究单位的领导不仅在过去的一年给予云冈学建设极大的关心和支持，今天也对未来云冈学的发展建言献策。我相信以云冈学建设和发展为纽带，各个研究单位共同参与形成合力，也将为山西大学考古学学科带来更大的发展，我相信这也将是山西大学考古学科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山西大学郝平副校长：2020年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的13个科研课题组成员组成了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的首批研究团队，今天在座的各位发言人展现出了较高的学术素养，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云冈学研究，丰富和扩展了云冈学研究队伍。欢迎大家明年申报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科研项目，届时山西大学将提供项目启动资金，并对研究成熟的项目进行培育，推荐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为研究者搭建更加广阔的学术研究平台和更多的支持。同时，山西大学欢迎文博单位人员报考山西大学云冈学硕士、博士研究生。鉴于本次论坛成功举办，希望能将论坛成果形成文字出版，为明年山西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