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露天大佛

2020年5月11日，

人民日报专门采访报道了

这位中国石窟寺保护的功臣，

听他讲述自己在敦煌、云冈所做的保护工作。

现将全文摘录如下：

今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冈石窟，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在新中国石窟寺保护工作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保护文物为使命，以磐石般的坚定意志，奔走于祖国的山山水水、穿梭于大大小小的石窟之间。他们用理论和实践守护着石窟，开辟出一条从保护理念、原则到技术的文物科技保护之路。98岁高龄的余鸣谦便是早期的贡献者。

1943年，余鸣谦从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毕业后，便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心无旁骛一辈子。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 （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是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的发起者之一。他深耕石窟寺保护事业30余年，主持参加过多次具有开创意义的石窟寺保护工程。近日，我们采访了这位新中国石窟寺保护的功臣。

▲余鸣谦

从1951年参加敦煌莫高窟状况调查开始，余鸣谦多次去往敦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莫高窟，人烟稀少，黄沙漫天，恶劣的自然条件并没有让他们止步，调查、勘测、设计从未停歇。1956年，他带着杨烈、律鸿年完成了第248—260窟早期北魏洞窟的勘察测绘、加固设计。这是上世纪50年代敦煌最大规模的加固工程，也是我国第一个石窟寺试验性加固工程。

1962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以余鸣谦为组长的石窟保护组。石窟寺保护的“国家队”日益壮大。余鸣谦带着大家前往各地石窟调研，同时多方寻求科技协作。他们会同中国科学院中南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地质学院，选择以云冈石窟第1窟、第2窟为加固保护对象，联合组建石窟寺加固保护项目组。经过几年研究试验，石窟寺岩体裂隙加固材料等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并在石窟保护中得到广泛应用。可以说，这是新中国石窟寺科技保护的发端。这次研究也确立了许多原则，如保护材料要进行适用性试验，不能改变文物本体原状和颜色。这为我国“不改变文物原状”保护原则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1、2窟

图源：云冈石窟官微

1973年，云冈石窟展开了大规模的抢险加固“三年保护工程”。山西省委成立了云冈石窟维修工程领导小组，明确工程由余鸣谦负责。

“三年保护工程”的中心任务是解决洞窟裂缝崩塌的问题，确保石窟安全。1974年春季工程启动，在这3年里，除了冬天冰冻不能干活外，余鸣谦等工作人员都在云冈的工地上，住在石窟附近村子的戏台里。他们按照“抢险加固、排除险情、保持现状、保护文物”的工作原则，先易后难，根据不同洞窟险情的轻重程度，分别对待。采取的措施主要是灌浆、锚固、补砌、支护等，使那些悬石裂隙加固、残断落石归于原位。

比如，云冈石窟的露天大佛，最早并不是露天的，是因为塌陷后才成了露天大佛。塌陷最严重的是大佛的西边。余鸣谦说，这个窟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一个洞窟，里面隐藏有中心柱子，当时快要倒了，大坐佛的胸部已崩塌成几块。经过反复实验，他们采取环氧树脂化学灌浆与锚杆加固相结合，将塌了的石块黏结起来，恢复了坐佛的完整性，同时对岌岌可危的窟顶也进行了保护处理，以免再次坍塌。

3年的加固，排除了第5窟至第20窟的危岩险情，基本保持了洞窟的稳定性，挽救了一大批濒临崩塌的洞窟及雕刻。1976年9月，国家文物局组织验收组对工程进行验收，对其工作高度评价。工程中采用的围岩裂隙灌浆加固技术，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奖。

余鸣谦从事的工作多在荒郊野外。问起当年困顿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他没有只字怨悔；说到工作成绩，却多归于他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这是余鸣谦自书《道德经》里的一段话，挂在书房写字台前，代表了他内心的千言万语。

▲“云冈第一、二窟实验工程图”中

图签所示的图纸审核者为余鸣谦

图源：云冈石窟官微

云冈石窟，

开凿于公元5世纪中叶，

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千余年来坍塌，

风化及人为破坏十分严重。

民国以来，

尤其是建国后，

我国政府一直很重视石窟的保护工作，

云冈石窟才逐渐得到了

系统的修缮与保护。

接下来推出的是，

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

王志芳和段冰杰撰写的文章。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体现出十分浓烈的中国皇家政治色彩和民族特色，其不仅具有无与伦比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还是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北魏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珍贵资料。自民国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云冈石窟在我国近代史上遭受到了重大破坏，直到建国之后，云冈石窟才逐渐得到了国家十分系统的修缮与保护。

从民国时期开始，云冈石窟在几十年中由于各种因素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这一情况在民国时期尤为严重，民国时期由于中国处于民族危亡之时，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云冈石窟遭受到了巨大的灾难，不仅有日军对云冈石窟的洗劫，国人由于愚昧多次进行偷盗，还有云冈周围居民对他的侵蚀，使得云冈石窟受到了十分严重的损毁，这一状况到建国之后才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下面我们主要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来梳理石窟的损毁状况及其原因。

▲早期云冈石窟旧貌

图源：《云冈石窟的保护》

1、侵占问题

云冈石窟早在清末时期就有农民居住其中，民国时期也有居民在石窟居住，这对石窟造成的破坏很大。1918年陈垣与叶恭绰等6人游云冈石窟时，此时的云冈石窟好多佛窟都被村民占用，甚至许多村民平时做饭睡觉都在佛像前，断瓦颓垣，横阻当路，许多佛像都被掩埋，还有许多被偷凿，窟中一片狼藉，损毁严重。从第五窟至无名窟的石佛寺范围长期被当地农民用做土房，损毁较大。在日军占领此地前，相关部门及政府就对云冈石窟采取过一些保护措施，但是效果不大。在解放战争时期，无暇顾及云冈石窟，此时石窟处于不被保护状态，无人过问，现今石窟墙壁上还保留有居民刻画的文字， 痕迹无法销毁。直到建国之后，加强了对云冈石窟的重视，这一情况才得到禁止。

2、历史问题

这一问题从民国以来主要是日军对云冈石窟的损毁。1937年日军占领大同之后以保护为借口将云冈石窟围起，仅仅允许日本学者在云冈进行研究。日本诸多学者如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从1936年起就开始对云冈石窟进行调查及考古发掘，日军占领大同之后研究工作更加便利，到1944年撤离前共8次对云冈石窟进行盗掘，云冈石窟在这一时期丢失了大量的石刻资料，遭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此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掀起的“破四旧”运动中，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大量文物都遭到了破坏，云冈石窟在这一时期内人为损毁也十分严重。

3、盗损问题

民国以来云冈石窟的盗损现象极其严重，从清末到民国年间丢失的佛头、佛像多达1400多尊。许多文物流失海外，在许多国家的博物馆中，都陈列有来自云冈石窟的文物。

▲云冈佛像 高29.4cm

原为日本收藏家山口谦四郎旧藏

后转大阪市立美术馆

图源：云冈石窟官网

这一偷盗情况在1929年愈加严重，1929年9月，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派常惠前往调查云冈石窟的盗损状况，常惠对云冈石窟佛头被盗事件做了调查报告。据记载：“山西大同云冈石佛为晋北古迹，去年四月至八月间，被外来军阀勾结股东商与附近村民趁夜斧凿佛头96颗，私售外人。自此消息传出后，国家学术机构至为痛惜，纷纷函电地方主管机关严加保护，使我国古代文化美术之胜迹不致再受摧残。”

由于这一时期国家处于民族危亡之时，战乱不断，虽然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古物保护法》，但是由于石窟没有专门人员看管，云冈石窟的偷盗情况还是屡禁不止。偷盗者中不仅有当地百姓和商人，还有军队中的副官、士兵，这些人为了各自私利，置国家文物于不顾，致使许多云冈石窟佛头被盗卖出过，散失海外，造成了巨大损失。几十年间石窟因偷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不仅是云冈文化的损失，更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

▲云冈第30窟立佛 高132cm

原法国巴黎古董商Charles Vignier旧藏

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

被盗于1907～1922年间。

图源：云冈石窟官网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武周山南麓，开凿于十里河北岸的陡崖上，长约一公里，此地岩体多为沙石，容易受到侵蚀，千百年来，石窟由于特殊的地质结构以及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受到了巨大的破坏，据记载“今尚存三分之二”。我们将石窟的自然损毁因素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1、风化问题

关于石窟的风化问题，可分为叶片状风化、粉状风化、板状风化以及带状与洞穴状风化。石窟受岩体和地质环境的因素影响，经历的侵袭由来已久，风化问题从建造之处就开始了，相当严重，这也是石窟损毁的主要因素之一。石窟风化的因素十分复杂，主要影响因素是水与盐，其他还有温湿度变化、大气污染的作用等。

▲第13窟主佛的破损情况

图源：《云冈石窟的保护》

2、崩塌问题

这也是石窟损毁的主要因素之一。石窟开凿的地方位于边坡岩体，此地卸荷裂隙十分发育，这种地貌造成石窟边坡失稳，这是影响石窟保护工作的关键问题之一。它极易形成变形、滑移、崩塌、错落等状况，使石窟的许多地方都存在崩塌和落石的危险，石窟的稳定存在很大隐患。

3、水害问题

降水因素通过直接冲刷、岩体渗水等形式使得石窟大面积潮湿，主要有毛细水、山体渗水、凝结水等，从而导致石窟的严重风化。由于建国之前无人看管，窟内积水导致石窟长期干湿交替，下部石雕全部损毁，这也是石窟石质文物最大的危害。

4、大气污染问题

这也是石窟损毁的重要因素之一，大气中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气体会与降水结合形成酸性降水，与岩石中的胶结物发生化学作用，从而加速岩石水解，造成风化。另外煤尘依附到石雕表面，具有吸收空气中水分的作用，对石窟的风化起到了催化促进作用。大气污染问题对石窟的稳定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上世纪60年代的五华洞

图源：《云冈石窟的保护》

早在民国时期，针对石窟破坏严重这一情况，南京国民政府就颁布过《古物保护法》，民国二十年时成立云冈石佛寺保管委员会，加强石窟的管理，并且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保护办法，但是由于局势动荡，政府重视不够，成效不大。建国之后，1952年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负责石窟的日常保护管理，名为“大同市古迹保养所”，这是云冈石窟最早的保护机构；1953年更名为“山西云冈古迹保养所”；1957年更名为“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1962年更名为“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1992年更名为“山西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2006年再次更名为“云冈石窟研究院”，一直沿用至今。机构的设立对云冈石窟的保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云冈石窟的修缮与保护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处于民族危亡之时，社会动荡不安，战乱不断，政府虽然针对石窟的损毁情况做了一些保护措施，并且设立了相关保护机构，但由于政府对古迹文物重视程度有限以及紧张的社会状况，这些措施作用并不大。直到建国之后，石窟的修缮保护工作才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国家相对来说比较贫穷，主要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和初期试验，70年代开始，国家针对石窟的损毁情况做了几次大规模的修缮保护，成果斐然。

1、建国初期

早在建国之初，政府及相关工作人员就对石窟进行了简单的整修工作，使得石窟基本上能够对外开放。文物保护工作者努力克服各方面的困难，先后对云冈第5、6、7窟的木结构窟檐进行了整修，对别墅院增设了围墙护栏，并且整修了窟前道路。之后，对山门前的斜坡路、戏台、山门外东西两侧的围墙、东西厢房等都进行了整修。并且经过两年的筹建，1958年在云冈投资架设的电路正式开通，结束了云冈石窟的无电历史，并于同年，为9、10、12、13窟铺建了地砖，在20窟前铺建了石阶，为石窟的研究保护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经过多年的整修，为云冈石窟的修缮与保护工作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第20窟旧貌 上世纪70年代的地面状况

图源：《云冈石窟的保护》

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就对云冈石窟高度重视，并且派裴文中进行调查，然后发表了相关调查报告。到60年代，国家云冈石窟保护项目列入了十年科研规划之中，之后相关部门召开了“云冈石窟保护会议”，拉开了科学保护云冈石窟的帷幕。

60年代初期相关工作人员就成立了调查组对石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对各方面的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在整体上对石窟的地质、地貌、水系、岩层以及石窟的风化情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之后进行综合分析找到云冈石窟风化崩塌的原因并争取提出解决的方案。主要修缮工作是以石窟第1、2窟为试点进行了整修实验，此项工作在“云冈石窟保护会议”提出，于1963年开工，主要是针对第1、2窟岩石风化和崩塌的情况，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加固和治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石窟的环境治理。

▲上世纪60年代云冈石窟的加固维修

图源：《云冈石窟的保护》

在1962及1964年分别对第1窟塔柱，第10、11窟内佛头像，第14窟塔柱以及西部窟群进行了加固、危岩支护、粘结复位等工作。通过初步试验，从中总结修缮的经验，为云冈石窟的全面修缮打下来基础。在这段时期内，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报告和大量资料的收集，王大纯、沈孝宇将云冈石窟的破坏状况、自然破坏的因素以及对今后整修的建议撰写成了《云冈石窟工程地质问题》，提出了风化与崩塌是影响石窟的主要问题并且给出了具体建议。

▲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视察云冈

该工程开始于1974年，结束于1976年，所以称之为“三年保护工程”。该工程以“抢险加固，排除险情，保持现状，保护文物”为原则，前后共投资160万元，到1976年10月中旬完工。由于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多次试验，相关工作人员应用环氧树脂的方法已经熟悉，在该工程中采用环氧树脂对云冈石窟的裂缝进行灌浆加固，对残断的雕刻进行粘结复位。并对窟前立壁进行锚杆固定和传统土建支护。此次工程中所应用的“围岩裂隙灌浆加固技术”开创文物保护的先例，获得了巨大的科研成果，直到现在此技术仍在广泛运用。经过三年左右的云冈石窟的加固维修保护，有效的解决了云冈石窟当时所面临的岩体崩塌问题，挽救了大批面临危险的石窟，保证了云冈石窟内的稳定，保持了云冈文物的原状，并且为之后云冈石窟的保护拉开了序幕。

（3）环境治理

早在1988年，解廷藩、苑静虎就针对环境污染对石窟的影响做了调查研究，得出环境污染对石窟具有催化作用。之后在1989年，相关部门对石窟周围的环境污染状况做了监测，还提出了一些治理措施。到90年代，黄继忠、苑静虎对气候条件和石窟之间影响做了研究。多年的研究表明，环境污染是云冈石雕风化的重要原因。

▲109国道云冈段原貌

众所周知，大同是煤炭大省，云冈周围的煤矿多达数十所，每年生产的煤炭都是经交通枢纽109国道运输。由于109国道距离石窟不足一公里，每天经过的运煤车数以万计，对云冈石窟造成了巨大的大气污染，经过检测分析，该污染形成的酸雨加重了云冈石雕的风化过程，109国道云冈段改线越来越受关注。

1997年，原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在考察云冈石窟时说：“迟改不如早改，越迟损失越大。”到1998年政府做出了改线的决定，各级政府共投资2.6亿，在石窟约1500米外，建设了一条新的运煤专线，将原来的道路修改为旅游专线。该段道路经过改道之后，云冈石窟的环境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