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14日，大同云冈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一般的资讯和概念中，是长达1公里的洞窟和5万余尊造像及各种附属石刻进入了“世遗”，其实这次被遴选登录的还包括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遗存，大凡去云冈石窟都看见过但基本上没有感知，那就是建于明代的军事防卫建筑——云冈堡。这一400多年前建造的军用城堡，分作上下堡两部分，下堡现仅剩一段残垣位于洞窟前，而上堡虽损坏严重但主体尚存，就耸立在凿刻云冈石窟的崖体顶端。

云冈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和平初年（公元460年），比云冈堡的建造时间早一千多年，将两者“打包”申报世遗是因为彼此历经历史演变，已经有了密切的关联。实际上，云冈石窟中的“云冈”之名恰来自云冈堡，在此之前，这里庞大的石窟群及寺院或称“武州山石窟寺”“灵岩寺石窟”，或笼统地叫“大佛寺”“石佛寺”等等，罕有今日人们熟知的名称。

云冈石窟是礼拜神明、祈祷祥和的圣地，云冈堡却是武装对峙、刀光剑影的军事要塞，两者叠合，看似矛盾，实则有着充分的历史合理性。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为开凿石窟营造了相对稳定的空间。

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生存条件贫瘠艰辛的北方游牧族群时常南下劫掠、攻占较之富庶的农耕民族家园。大同一带在地理上恰处于农牧交界区域，莽莽群山又形成天然屏障，贯通两地的各个要隘势必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战时之“关”，和时之“口”。也就是说历史每演绎到烽烟岁月，农耕区政权一方镇守把关，或遣兵出击，驱敌至大漠，或阻断通途，拒敌于边关之外；而和平年头，“口径”敞开，彼此往来，互通有无，这种情况在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时尤其如此，因为这时关口内外皆为同一统治者，如果在一定的时期内及较大的范围里暂没有强大的对手，这些关口一般不予重兵设防，这实际上正是武州山云冈石佛窟群得以顺利创建的历史大环境。

二、拓跋鲜卑的宗教信仰、治理需要和特殊的地理因素为石窟在要道上开凿划定方位。

云冈石窟的开创者北魏拓跋鲜卑，其统治疆域由北方牧区扩展至农耕地带且挺进内地后，政治中心也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两地间重要通道之一即是平城西郊群山夹峙下的武州山云冈峪（沟），这里因地质构造运动形成了一段断崖式的“节点”山体——武州山麓，地质性质适宜雕凿。崇佛的北魏政权便在这里开凿佛教石窟并在崖顶建皇家宗庙，既体现浓烈的宗教意识和祭天的天然传统，也彰显出新、旧都城的承继关系。由于这里距新都仅10多千米，北魏再度迁都河南洛阳前，历代当政皇帝都在被封为“神山”的武州山举行过大规模的祭拜仪式。

三、时局动荡、战争频仍、军务先行导致处在军事要道上的的宗教场所趋于式微。

拓跋鲜卑坐镇内地以正统华夏政权面貌出现后，原生活在更靠北方的另一支游牧部族柔然人就取代了原来鲜卑人扮演的角色，接着骚扰已南下转身的前游牧族群政权。如此中原与北方的“拉锯”史剧此前此后总是频频上演，边界地区各个大小关口的形势自然也随之由松而紧，武州山通道当然不会置身事外。因此自古以降，这里因地理原因陈兵布防是必然的，武州山周边秦时即筑有长城就是例证。而战事吃紧，对宗庙寺院的关注度就会降低，曾经极盛的石窟寺也就渐渐被冷落了。

时至明朝，历史环境巨变，农牧族群在交界地带严重对立成为常态，原先的便利通道又转为军事对垒的前线和要冲。为阻挡北方蒙古铁骑侵扰，明帝国大力推行筑垣阻敌的政策，弘治年间在北部边境沿长城防线陆续设立了“九边”军事重镇并扩增了众多军用城堡。

云冈堡就是其中大同镇下辖的72堡之一，初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在介于武州山崖与武州川之间的地带利用前人留下的废弃古堡（“石佛寺堡”）加以重修增筑，这就是所谓的“下堡”（旧堡），后感到此堡“地形卑下”，未能掌控住制高点优势，遂于16年后即万历二年（1574年）在断崖之巅再建新堡，即上堡，并在上堡南垣至崖边东西两侧筑形如“八”字的边墙与下堡接应，形成一个较完备的封闭屯兵空间，西可策应左、右卫镇，东可护大同城，进而屏卫京畿。

从历史记载上看，云冈堡起到了威慑和防御作用，并成为明边塞文化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建造过程却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上堡严重破坏和毁灭了原筑于崖顶上的北魏和辽金寺庙遗存，而下堡一度还将云冈石窟群一隔为三，阻断了洞窟原本的连续与完整，破坏了云冈石佛寺院的大格局，军备上的实用主义取代了文化诉求。当然，古人无法苛求，空间有限，时局恒变，历史自有其惯性。

四、民族融合和御边政策调整使军堡失去军事作用并走向衰弱。

满清入关，大明倾覆，各大势力的实力对比随时间推移发生重大变化，漠南蒙古归顺，漠北蒙古已难成气候，满蒙之间落实为结盟关系，因明代“御虏无奇策”而兴建的大量防御性军用工事这时必然进入“关停并转”的“归并”结局。清初彩绘本《整饬大同左卫兵备道造完所属各城堡图说》形象地阐释了清朝统治者在大同区域“整饬”明代遗留军堡的举措，图中蓝色的城堡为清廷保存沿用，黄色的城堡则被裁撤或废弃。“云冈”两堡属后一种情况，其位置清晰地绘制在凿有佛窟的山崖上下北南两端。

包括云冈堡在内的众多城堡弃军转民或任其堙灭已是大势所趋，但由于云冈堡是直接建造在千年前开凿的旷世石窟之上的，这注定要预示着这个军用建筑物会与“雕饰奇伟、世法所稀”的佛教文化杰作联手给后人留下反复咀嚼回味的篇章，尽管在一段时期里两者都缄默沉寂了。

纵观世界各大历史文明之地，后来文化覆盖前朝文化是常态，彼此叠加与交错也屡见不鲜。大同原本就是典型的民族融合之地，云冈石窟是北魏文化的代表，但这里不仅有拓跋氏始创的一个“维度”，后朝的续刻、妆銮、覆檐，无论如何终归都有特定时期的民族文化特征及其艺术成就，而明代御边文化色彩浓厚的云冈堡虽与释家造像无涉，但数百年来因与石窟零距离相伴，故不论怎样都无法与云冈石窟的变迁史剥离开来。

五、云冈石窟自身的文化艺术内核决定了必然再度显赫，同时引导人们重新审视云冈堡。

当云冈石窟上世纪初被“重新发现”时，因为史上并无确切固定的名称，因此按惯例多以“地理方位+景物形象特征”的方式称之。当时与石窟群同处一地、明建清弃的云冈堡以及守堡后人形成的同名村落是明显的地理坐标，“云冈石窟”一词也就顺理成章为多数考察学者或记述者采用并公之于众。若追溯更早的源头，“云冈”之“云”除本意之外，也取自唐朝在这一带设置的“云中郡”，“冈”系山丘之意。以“云冈”描述武州山麓断崖相对高耸的地貌特征可产生顾名思义的生动联想。云冈堡得名流传，继而又“分享”给云冈石窟，这不会只是一种偶然。词汇的词性也在变化中，“云冈石窟”中的“云冈”两字在最初的学术资料中主要是起到偏正修辞作用的地理概念，但由于这里的佛教石窟群蕴含了空前强劲和深远的文化内涵，“云冈”也就转而一步步地成为代表中国佛教石窟雕凿里程碑的专有文化名词，其地理意义弱化，冠名渊源也不为多数人了解了。另外，因为“冈”与“岗”两字音形义极为相近，所以“云冈石窟”还常常被误做“云岗石窟”这样不规范的表述形式。

云冈石窟业已展现新的活力，云冈堡这样的古代军史遗址却随着岁月流趟在加速老迈。如今唯余一截残破土墙的下堡只能在上世纪初拍摄的照片中找到东堡门“迎曦门”的景象，至于其它堡门，如“怀远门”（西门，门额石匾现保存在云冈石窟第七窟）则早无踪影。上堡墙体满目颓垣断壁，包砖更不知去向，南墙堡门和与之相接连的圆形瓮城堡门一样豁口大开，岔分的八字连墙犹如饱经沧桑的老者伸展出两条经脉暴突、干瘦嶙峋的胳臂，在无奈地述说往昔曾经的硝烟和戍边人的艰难……

所幸，早期损坏了云冈石窟原貌的云冈堡，今朝却得益于云冈石窟的护佑，跻身世界文化遗产之列。过去的并非都能轻易忘却。

斜阳时分，凿满洞窟的千米崖壁和矗立崖顶的风化夯土墙泛出明艳的金色，分外耀眼，一时间，时空恍若翻转，佛磬敲击声、僧侣吟诵声和兵卒操演声交织在一起，不知是历史走近了我们，还是我们走进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