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有幸成为由国家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指导，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宗教考古研究所、云冈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佛教考古与石窟寺研究专题研修班（第二期）学员，获准于大同云冈石窟研修。今时逝过半，现将所学所悟聊以简述。

1988年，在宿白先生倡导下，被誉为“黄埔一期”的全国石窟考古培训班在云冈石窟举办，三十四年以来一直是业界佳话。且“云冈模式”对中国石窟寺开凿的影响是深远的。如宿白先生言，“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本人来自川渝地区，所在地绝大多数石窟寺的开凿年代虽然较云冈石窟晚且基本上是民间所凿，与云冈石窟差异甚大，但其中的某些石窟寺应是对早期石窟寺的继承和发展，从而完成了石窟寺中国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来云冈石窟研修可谓受熏陶觅“样板”。

何以见熏陶？其一是云冈石窟之环境。依十里河畔，睹真容巨壮，览山堂水殿之景，抚东山工业器件遗痕乃至闻见运煤之声，无不让人遐想世法所希，平城境迁。其二是宿白先生之格局。先生面对“驳”以无可撼动的事实及缜密的思维“讨论”化之，谦谦君子泰然浮现。他留下的《敦煌七讲》和《编写龙门窟龛档案和考古报告应予关注的几个问题》，虽几十年往矣，其中体现的与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的思维毫不褪色。其三是诸位学者之师范。杨泓先生从一张“飞天”图片出发，以小见大漫谈北魏影塑。李崇峰教授在《中国石窟寺》课堂上明晰僧坊窟与僧房窟之辨，天王与神王之别。杭侃院长从对云冈石窟“露天大佛”的细节观察，递进发问引发深思；兼以循序善诱，拓宽对考古与艺术于石窟寺研究核心的认识。何利群研究员将《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解析成一部中国石窟寺考古发展简史，更加明确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同仁须完成的中长期目标。

何以见“样板”？我想更多的是技艺的增长。首先是石窟寺考古基本方法的初步习得。除各位老师在课堂上的经典提点外，云冈研究院王雁卿老师、刘建军老师、张海雁老师等手把手指导，细至吊铅锤、执角尺量距、调相机参数等。北京大学彭明浩老师，作为研修班班主任，教会我们运用考古学方法分析斩山过程，龛窟之间的组合、避让、打破关系，甄别窟前建筑遗迹等。杭侃院长进洞窟指导我们观察龛窟造像细节及相关草图修改，“莲瓣有几瓣”“衣纹线条该向上弧一点儿”。其次是数字化保护技术的知行结合。研修班邀请浙江大学李志荣教授、武汉大学黄先锋教授、北京建筑大学侯妙乐教授，邀请敦煌研究院吴健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黄墨樵副研究馆员在线授课，丰富的案例呈现了数字化技术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应用及对石窟寺考古的辅助作用。由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宁波主任领衔的数字化保护团队，倾囊相授成熟的数字近景摄影、三维激光扫描等数字化技术方法，从操作各类仪器获取数据，到使用软件处理数据成图，逐一突破。

云冈石窟是东方佛教艺术的旷世绝唱，更蕴含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是公元5世纪中西文化融合的见证。我想接下来继续浸滋于云冈高地研修，继续石窟寺田野考古实践，定能愈加“看明白”，不负研修班主办单位希冀的人才培养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