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位于今山西大同旧城西15公里。“太和中为尚书主客郎”（《魏书· 酷吏·郦道元传》）、正光末（524）又以持节兼黄门侍郎职务到过平城的郦道元，曾简记其盛况： “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戴本《水经注·㶟水》) 除了武州川水的河床后世稍作移动和窟室、雕像略有崩塌、剥蚀外，今天基本上还保存着原貌。 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和平初（460），为一般所习知。其事见《魏书·释老志》： “和平初，（道人统）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续高僧传》卷一《昙曜传》）。这伟大工程不仅是我国佛教艺术中的精华，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巨迹。石窟的营建，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可知由北魏文成帝和平初（460），昙曜请凿五窟开始。之后，《魏书》卷六《显祖纪》、卷七《高祖纪》皆记有“幸武州山石窟寺”之事，可以推知其时石窟工程尚在继续。 北魏云冈石窟工程的结束，金皇统七年（1147）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据当时窟内所存遗刻的最迟纪年是孝明帝正光五年（524），谓“终乎正光”。自和平初迄正光五年，计六十四年。在这六十多年间，北魏朝野在云冈开凿了大小窟室数百座，工程浩大，形制繁缛。孝文迁洛以后，关于云冈石窟文献记载极为稀少，而云冈又系砂岩，石刻铭记不易保存，因此，论北魏孝文迁洛以后的云冈历史即感困难。

北魏以后，北齐迄隋虽于平城置恒安镇或恒州，但不闻有关云冈的记录，此种情况，直至初唐才有所改变。现据此碑文和文献记载，可以考知关于唐代云冈者有： 一、贞观移云中治恒安镇后的重建 贞观十四年（640）置云中，治恒安镇，《元和郡县志》卷一四河东道云州：“贞观十四年，自朔州北界定襄城移云州及定襄县于此”。《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云州云中郡，下都督府，贞观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县。……云中，中，本马邑郡云内之恒安镇。武德元年（618）置北恒州，七年（624）废。贞观十四年复置，曰定襄县”。次年，即如碑文所记守臣重建石窟寺。 二、唐代云冈大约和今日相似，但东头尚存记有北魏对云冈经营的碑碣 贞观十五年守臣重建以后，似曾引起关中佛教徒的注意，所以当时著名的律师道宣一再著录云冈事迹。《广弘明集》卷二《魏书·释老志》道宣附注云：“今时见者传云：谷深三十余里……各凿石为龛，容千人，已还者相次栉比，石崖中七里，极高峻，佛龛相连，余处时有断续，佛像数量，孰测其计”，与今日情况相似。中七里，即指自第l窟以东以迄第39窟以西一段。又第5窟之东，崖上凿小窟颇多，俗云寄骨洞，传为封尸骨处，似也和道宣所记的“有一道人，年八十，礼像为业，一像一拜，至于中龛而死，尸僵伏地，以石封之，今见存焉，莫测时代”有关。《续高僧传》卷一《昙曜传》云：“武周山谷北面石崖……东头僧寺恒共千人。碑碣见存，未卒陈委”。此碑碣又见《大唐内典录》卷四：“恒安郊西……谷东石碑见在，纪其功绩不可以算也。其碑略云：自魏国所统赀赋，并成石龛，故其规度宏远，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因知道宣三书所记除当时传闻外，尚根据魏时碑碣。此碑既云在东头僧寺，又说在谷东，可知与所记第7窟和第8窟前的残碑无关，疑当在第3窟——即推测是十寺中的灵岩附近。至于该碑的佚亡时间已不可考。《开元释教录》卷六和《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九所记，皆照录《续高僧传》，并非另有新消息。 三、唐初修治云冈石像和第3窟后室造像的时间问题 关于云冈的唐初纪事，除上面所引者外，《古清凉传》卷上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中台南三十余里，在山之麓有通衢……傍有石室三间……近咸亨三年（672）俨禅师在此修立……俨本朔州人也，未详氏族，十七出家……其道业纯粹，精苦绝伦，景行所覃，并部以北一人而已。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以咸亨四年（673）终於石室。”由此可知，石窟佛像唐初曾事修治。按云冈石窟造像从其形式、风格上考察，属于北魏以后、辽金以前所雕造的，只有第3窟的倚像和倚像两侧的胁侍菩萨，不过此组造像，近人多论为隋像，可是隋在云冈并无重建记录，且当时恒安荒废已久，其地已沦为云内县属的一小镇（恒安镇），就一般情况推测，似乎没有修治如第3窟高三十余尺巨像的条件，因此，我们根据碑文所记唐初守臣重修和上引俨禅师故事两事，疑这第3窟造像时代与其推为隋，实不如假定初唐为宜。

根据近年来的调查、清理，以及抗日战争期间日人的挖掘，我们逐渐清楚辽代在云冈工程浩大，和碑文所记辽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道宗清宁六年（1060）、咸雍五年（1069）、寿昌五年（1099）和天祚帝天庆十年（1120）屡次重修符合。当时的工程由云冈以东的观音堂、佛字湾起，以迄於云冈西三十里的焦山寺。工程内容有： 一、寺院的营造 1．观音堂、佛字湾一带的营造 《乾隆大同府志》卷一五：“观音堂，府城西十五里佛字湾，辽重熙六年（1037）建。明宣德三年（1428）修，万历三十五年（1607）重修……国朝顺治六年（1649）姜瓖变焚毁，八年（1651）总督佟养量重建”。志云重熙六年建，系据观音堂所存明人碑记。又现在观音殿内尚存辽代所雕观音石立像一躯，而观音堂及其附近又散布着许多辽代的沟文砖。这些事迹，都可证实《府志》所记。观音堂西石崖上刻径丈余的双鈎“佛”字，此佛字约也是辽代遗迹。 2．云冈石窟前的营造 所述辽代十寺的位置，经近年的发现已大部份证实： （甲） 1933年，兴建云冈别墅时在第5窟前面西侧发现辽代石础櫍； （乙） 抗日战争期间，日人在第8窟、第9窟、第11窟、第12窟、第13窟前和昙曜五窟前的地面之下，掘出辽代敷地方砖、沟文砖、兽面瓦当、迦陵频伽瓦当、指文板瓦当和陶瓷片等；又在第5窟和第4窟之间的龙神庙掘出辽代兽面瓦当、指文板瓦当、瓷片和残铁器等； （丙） 1953年，云冈古迹保养所清理自第16窟以西窟外地面，也曾发现辽代砖瓦，其中较重要的一件事，是在第20窟东侧已毁的石壁上发现残存的砖砌短垣一段，短垣用砖和第20窟顶所覆的辽代沟文砖相同，这样，这两处砖砌遗迹就可把第20窟释迦坐像背光上的梁孔联系起来，一方面约可估定这些梁孔是辽代安装木建筑时所凿；另一方面也似可指出第20窟窟顶的崩毁，是在辽人重修之前。 由于以上这些发现，我们已可推断辽代在这些石窟前都兴建了巨大的木建筑（其中有的可能是因袭了北魏时代的旧基），而这些巨大木建筑又都是后接窟室的。 3．鲁班窑前的营造 1952年，在鲁班窑（两座北魏开凿的石窟）前发现大量辽代砖瓦，这说明辽人在这裏也营造了寺院。 4．焦山寺的营造 1950年，在焦山南坡和焦山寺东侧都发现了辽代沟文砖，辽人不仅在这里营造，并且还就北魏石窟中蚀毁的佛像重新泥塑，寺第二层东大窟中的释迦塑像上还残存有五代北宋时代常见的石绿彩色。 二、造像的修整 辽代在云冈石窟中修整造像规模也很弘大，第13窟南壁下部佛龛座上的铭记有“契丹”、“耶律”字样，并有“修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句，末著“戊午”纪年，日人推定为公元1078年，即辽道宗太康四年（按此铭记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拓毁）。就现存遗迹观察，知道辽时修整云冈造像，有的在剥蚀的石像外面泥塑，有的就空白石壁补刻，前者数量较多，如第37窟东壁的释迦坐像和第11窟西壁七佛的最末二尊。后者较少，如第11窟中心柱南面的左右胁侍。 三、造像的彩饰 自第14窟以西的造像上，多有如前述焦山寺辽塑上的石绿彩绘。这种石绿，在第37窟东壁释迦坐像后面的石绿背光中，得到了直接的时代的证明。因为该背光花文是辽代流行的纲目文和长型菱文。这种花文又见於大同城内下华严寺薄伽教藏中辽塑释迦的背光、辽宁义县奉国寺七佛殿梁枋上的辽代彩画和内蒙古林西辽庆陵东陵后室阳马上的彩画。 四、辽末云冈之毁 辽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自中都西逃云中，经云冈入天德军，《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宣和四年（即天祚保大二年）……正月十四日，（阿骨打）以劲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至其中都攻之，自旦至日中，遂陷焉。始谓天祚在城中也，及破，乃知天祚闻其来，中夜已窜……女真即失天祚，因遣追兵出平地松林（《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六下《蕃界有名山川》条记：‘平地松林，东至怀州四十里，西南至幽州千七百里’），亦将西至鸳鸯泊，即适与天祚遇，天祚大窘，因仓皇从云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军”。而金兵衔尾追逐，官军焚扰，大同城内寺院如华严寺、普恩寺（即今善化寺）都遭毁坏，金大定二年（1162）僧省学《重修薄伽教藏记》云：“至保大末年，伏遇本朝大开正统，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阁楼观俄而灰之”（此碑现存下华严寺薄伽教藏内）。大定十六年（1176）朱弁《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碑记》亦云：“大金西都普恩寺自古号为大蘭若，辽后屡遭烽烬，楼阁飞为埃坋，台殿聚为瓦砾，前日栋宇所仅存者十不三四”（此碑现存善化寺三门内）。城内如此，城外可知，天祚西窜所经过的石窟寺更不能例外，所以碑文云：“先是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碑文所记的十寺大约或多或少都遭到破坏，而以灵岩遭遇最惨。

一、金初设都元帅府和在西京的建置 《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都元帅府，掌征讨之事……天会二年（1124）伐宋始置”。同书卷二四《地理志》上西京路：“天会三年（1125）建太祖原殿（安奉御容）”，“皇统元年（1141）以……西京及山后诸部族隶元帅府，旧置兵马都部署司，天德二年（1150）改置本路都总管府，后更置留守司、置转运司。” 二、天会间宗翰的保护 “故元帅晋国王”即掳北宋徽、钦两帝的宗翰（粘罕）。翰天辅六年（即辽保大二年，1122）攻下辽西京以后，一直到天会五年（1127）常驻西京，《金史》卷二《太祖纪》：“（天辅六年三月）宗翰……己巳至西京，壬申西京降……乙亥西京复叛……四月辛卯复取西京……（七年六月）宗翰为都统……驻兵云中”。同书卷三《太宗纪》：“（天会三年，1125）十月甲辰，诏诸将伐宋……宗翰兼左副元帅……自西京入太原……（四年，1126）三月癸未，银术可围太原，宗翰还西京……八月庚子，诏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望伐宋……庚戌，宗翰发西京……（闰十一月）癸巳，宗翰至汴，丙辰，克汴城……（五年四月）宗翰、宗望以宋二帝归。”其后，同书卷七四《宗翰传》记：“是时，河东寇盗尚多，宗翰乃分留将士夹河屯守，而还师山西……（六年，1128）以宗翰为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同书卷四《熙宗纪》：“（天会十三年，1135）以国论右勃极烈都元帅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封晋国王……十五年（1137）……七月辛巳……宗翰死”。碑文记（天会）九年元帅府改拨河道，大约也和宗翰有关。此改拨后的河道，即今武州川水自第39窟以西绕云冈堡南侧东流的河道。 三、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禀慧修复灵岩 禀慧修复的灵岩现已无存，其位置当在已毁的灵岩旧址。近年在龙神庙以西的清理、调查，从未发现可以肯定是金代的遗址、遗物，而龙神庙以东石窟前面拥有面积较大的平地的，只第3窟一处，由此似更可证实关于唐以来的灵岩在第3窟这个推论。 四、建立《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碑》 皇统七年（1147）立。此碑元末尚存，所以《析津志》作者熊自得（《康熙丰城县志》卷九：“熊自得，字梦祥，横冈里人。博学强记，尤工翰墨。元末以茂才异等荐为白鹿洞书院山长，授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以老疾归，年九十余”）可以抄录全文。《成化山西通志》卷五所记：“始於神瑞，终於正光”，即根据此碑，又记：“金皇统间修”，疑也据此碑而言。清初志书（自《顺治云中郡志》以下）虽还照抄成化、嘉靖两志，但从删去“金皇统间修”一语，可以推知当时对金代修建的事迹已湮没不传，依此推察此碑之废，或与十寺之毁为同时，俱在明中叶以后。又《康熙山西通志》卷五：“武州山……武州川水出焉，峪中有石窟寺，魏孝文帝常幸焉。山下有耿氏三冢，金皇统间建塔，上有志，父曰光禄，子曰银青，孙曰昭勇”。耿氏三冢虽与本文无关，但云冈金代遗迹稀少，因附记于此。

一、禀慧所修灵岩元末尚存 按《析津志》引碑文于“前西京”下接“癸卯年腊月二十四日，予自东胜来，是日宿于寺之方丈，受清供，次日达西江。次年二月八日始录上草本于何尚书思诚东斋。”碑文撰年是皇统七年丁卯（1147），上距癸卯计二十四年，即金天会元年（1123），下距癸卯计三十六年，即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因知此段文字非曹衍碑文，而是《析津志》作者熊自得自述旅程的记录，该癸卯应是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1363）。由这段旅程记录，可证熊自得至正二十三年腊月二十四日曾亲至禀慧所修的灵岩，并宿于灵岩方丈受清供，由此可推定元末此灵岩尚存。 二、云冈的元代游人题记 云冈元代墨书题记二处：一在第4窟南壁，一在第33窟北壁。前者有延祐 （1314—1320）纪年，后者有至元十三年（1276）、至元二十三年（1286）、至元廿四年（1287）、大德五年（1301）等纪年。 三、昙曜五窟前发现的长方砖 抗日战争期间，日人挖掘和1954年云冈古迹保养所清理窟前时，都曾在昙曜五窟前辽代敷地方砖之上，发现辽金以后所敷的长方砖地面。这长方砖地面，我们怀疑它与所论明中叶以前十名尚存有关。十名尚存则必有修缮，而这长方砖约即辽金以后修缮十寺的残存遗物。至于修缮的时间，根据砖的形制，最迟似不能下及明初以后。 四、明末以前的云冈 明代大同沦为边防地区，云冈似又行荒废，包括上述金元灵岩在内的云冈十寺，这时都逐渐毁坏，以至湮灭无闻。毁坏的绝对时间，我们虽不能确切指出，但从云冈现存的明代遗迹、遗物上推察，知约在明代中叶以后。云冈现存的明代遗迹、遗物有： 1．嘉靖三十七年（1558）所建、万历二年（1574）修葺的云冈堡城 在冈南。 2．嘉靖四十三（1564）《重修云冈堡碑》 现存石佛古寺内。 3．万历二年所建的土城 在冈上。《雍正朔平府志》卷八：“云冈堡建於明嘉靖三十七年，万历甲戌（即万历二年，1574）改建于冈上，周一里四分零，高连女墙三丈五尺。地近腹裏，无分管边墙，止设火路墩八座。今（顺治间，1644一1661）裁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光绪左云县志》卷三：“云冈堡……新旧二堡。旧堡设崖下，嘉靖之戊午（即嘉靖三十七年）也。因北面受敌，议移冈上，万历之甲戌也。旧者仍留，以便行旅，新者尚土筑，女墙系砖包，共高三丈五尺，周围一里五分”。 4．万历十九年（1591）立“开山历代祖师墓塔”（插25）在冈上土城东北隅。 5.　万历四十八年（1620）吴伯与“石佛寺碑” 现存石佛古寺内。 6．崇祯二年（1629）立“妙明□□墓塔” 在冈上土城北端。 7．崇祯十七年（1644）铸大佛寺铁钟 现存石佛古寺内。 其中万历十九年所立的开山历代祖师墓塔更比较明显的暗示了明末以前云冈寺院的恢复，而吴伯与《石佛寺碑》云：“奇树yi'n［花-化+映］楼阁以葱茏……方岳玄中张公命酒其上”，当即指云冈再次恢复以后的寺院建筑。

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率起义民兵进驻大同。三月，留过天星张天琳守云冈。五月，当地地主武装勾引清兵屠杀云冈。明末以前恢复的云冈寺院又遭摧毁，所以自顺治元年迄顺治三年（1644—1646）曾重修云冈石佛寺。《光绪左云县志》卷一○所收《重修云冈石佛寺碑记》详记此事：“云冈以甲申三月为闯寇过天星盘踞……余不揣螳臂，驰军士千人；於五月朔十日一举而克复之，生缚过天星，寸磔以快云慎（“慎”疑为“镇”之讹），使非慈云慧月之照，何以有此，因感佛土当净之义，于是鸠工庀材，重修以董厥事……是役始於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月（“月”前原缺数字），迄於丙戌（顺治三年）五月，凡两年而役竣”。（此碑《县志》佚撰人，原碑今已佚，所记起义民兵事，又见《顺治云中郡志》卷一二：“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春，闯难陡发，伪兵西来，二月二十九日镇城主将迎降，在城留住六日，杀明宗室殆尽，三月初六日兵过阳和，留住一宿，东行镇城，所留伪总兵张天琳，号过天星……两阅月而国威东震，阳和军民约与镇城军民内应，于是杀天琳及伪中军张黑脸，恢复大同，时五月初十也”）。此次重修疑即因明末以前寺院旧址。重修后五年，即顺治八年（1651）总督佟养量等人又大事修葺，《顺治云中郡志》卷三：“石窟十寺……总督佟於顺治八年率属捐赀大为修葺，俾殿阁楼台香积禅林，金碧莹煌，巍然雁北一胜境也”。修葺后所立石碑现存石佛古寺内。石佛古寺即现存后接第5窟、第6窟的云冈寺院，而这云冈寺院——石佛古寺，就其建筑形式和布置上观察，当即此顺治年重修、修葺的云冈石佛寺。至于寺内现存康熙三十七年（1698）、乾隆三十四年（1769）、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十二年（1873）、光绪二年（1876）五碑所云的重修，约都不出增补、修整的范围，也就是说，顺治以后云冈的建置已没有较大的变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