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北魏政权统一北中国后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大型石窟群，云冈石窟以壮丽的典型皇家风范造像异于其他早期石窟，它所创造的“云冈模式”也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延续时间之长，是其他任何石窟所不能比拟的。1961年云冈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值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冈石窟一周年，云冈研究院策划推出《中国与世界》系列展览，聚焦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意义、世界意义，继往开来，推动文化遗产当代价值的阐释与实现。

第3窟作为云冈石窟规模最大的洞窟，也是北魏大型洞窟中开凿未完工的洞窟之一，唐辽金时期屡有修缮，保留了大量的石窟开凿、取石和后世修补及使用痕迹，考古发掘在考察石窟开凿技术方法、取石途径、石料利用，以及后世沿用期间的寺院景观变迁等方面均有重要收获。

窟顶建筑遗址考古重现了两处北魏至辽金时期的寺院遗址，是我国目前出土的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石窟寺遗址，且遗址中的地穴式铸造井台、熔铁炉布局也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为了解北魏云冈寺院的结构、布局和规模提供了新材料，并进一步确认了以云冈山顶寺院与山下石窟组合构成宗教信仰空间的新模式。

焦于云冈石窟最早洞窟“昙曜五窟”的开凿。展览以高僧昙曜的一生，串联起十六国至北朝早期民族汇聚、文化融合的历史，而昙曜开创的五座大像窟不仅整体布局严整，风格和谐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的第一个巅峰，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以岩石雕刻出的大型造像，背后蕴含着北魏各民族对求同存异、多元共荣之路的探寻，意义深远，堪称典范。

基于云冈留存的北魏造像题记，并携手北魏迁都洛阳兴建龙门石窟中的造像题记共同展出，康有为曾评论““北碑莫盛于魏”，而魏碑书体上承汉隶余风、下启唐宋楷书，记录了中国书法在这一多元文化汇聚时代所经历的瑰丽转变，是北朝文化发展的又一个侧面。

“发现斯瓦特”围绕着位于今天中亚地区的斯瓦特。这一地区代表了佛教在世界传播路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是讨论云冈宗教和艺术传播路线上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节点。同时，意大利地中海与东方学国际研究协会在该地区已经连续开展了65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对这样一个地区的考古工作的回顾能让我们看到所谓的“佛教考古”到底有着怎样的宽度和广度。

“重现高棉的微笑”围绕柬埔寨吴哥窟，同样作为《世界遗产名录》榜上有名的遗产地，它与云冈类似，都因海陆丝绸之路的兴起而繁盛，因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而造就，又都因朝代更迭而一度被湮没在历史烟云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1998年开始便在该地区陆续间断开展保护修复工作，吴哥古迹保护行动也代表了我国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增进国际交流的初心。

“万里茶道——从朝贡到商贸，以茶为媒的千年对话”围绕万里茶道。中西交流，以茶为媒，大同也恰处在这样一条重要的交通线上，晋商一度占据成为这条线路上最为活跃的一支力量。时至今日，这条不断累进、发展的交通线上已形成了一系列与茶有关的文化遗产地，在沿线各国、各地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得以保护。

云冈石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的历史并未因石窟开凿的结束而终结，北魏早期各族人民在此交往交流，石窟内容集雕塑、绘画、建筑、音乐、书法等艺术元素为一体，反映着北朝各民族汇聚、文化融合的独特历史面貌，其让不同文化彼此理解欣赏、共存共荣的内涵，更远远超越了宗教本身，在当代仍有重要意义。云冈研究院策划本次系列展览，希望通过中国与世界的不同维度，推动云冈学的建设与发展，重彰云冈石窟的当代价值。